世聯翻譯公司完成旅游業景區介紹中文翻譯
時間:2020-07-08 08:00 來源:未知 作者:dongli 點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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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慕田峪長城 6.1 慕田峪長城和慕田峪村 作為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最顯著的特征，長城，以其恢弘的外觀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成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景點之一。1987年，作為中國第一批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地，長城名列其中。北京，擁有多處明代（1368-1644）長城遺址，又憑借著自身的國際知名度和便利的交通條件，因此被視為是參觀長城的最佳地方。 慕田峪長城位于懷柔區，距離北京市中心大約75公里，自1988年開始該地區正式發展旅游業，并成為北京地區最著名的長城景點之一。慕田峪村的村民以各種不同方式從事旅游業，因此該村無論在地理上還是財政上都與長城有著直接的關系。從該村到長城有唯一一條終止到該村的路連接著。慕田峪長城因其旅游業的充分發展以及社區參與的現狀，被選為開展該項研究的景點。 慕田峪村位于慕田峪長城坐落的山脈的一側，據旅游區僅一步之遙，接受慕田峪旅游區管理局的直接監管，該管理局是慕田峪長城的管理機構，也是縣級政府行政部門。根據2006年的統計數據，該村共有188戶家庭，約510人口，耕地面積128畝（15畝=1公頃）。在從前，果樹種植是該地唯一的經濟來源，直到1988年該村轉向發展長城旅游業。從那時起，旅游業快速發展，隨著更多的旅游團到來，當地建造并改良了許多設備及基礎設施。現在，慕田峪村憑借著旅游業發展水平穩居懷柔區經濟發展前列。2006年的人均年收入為人民幣14445元。該村村長表示，旅游業已成為該村大多數村民主要的經濟來源，該村86%的收入來自于旅游業。 6.2 管理結構 慕田峪長城的開發是于1982年經國務院批準的。據前任村長所述，慕田峪村的村民積極擁護這一決策，并希望借此發展本村的經濟。政府在慕田峪發展旅游業的另一種考慮是為了緩解來自國內外的游客對八達嶺長城造成的旅游壓力。在當時八達嶺是唯一開放的長城景點。重修始于1983年，在1986年11月，慕田峪景點試營業向公眾開放。在獲得國家文化遺產管理局和國家旅游局的審批之后，慕田峪長城于1988年4月29日正式開放。 據主任介紹，長城屬于國家財產，管理權歸各個旅游區所有。慕田峪長城旅游區屬于縣級管理部門，并受懷柔區政府的直接監管。懷柔區旅游局和文化遺產管理局在慕田峪長城旅游區各自的管理區域內對業務進行監督和管理。按照區級、市級、國家級對全面的政府監管進行分級。由同一個管理團隊進行管理，慕田峪旅游區的管理部門被分為兩個主體：北京慕田峪長城旅游區辦事處和北京慕田峪長城旅游區服務公司。前者作為縣級管理機構，直接對慕田峪村進行管理；后者主要針對旅游區的管理。旅游區的收入主要來自于門票，通常被用于支付人工成本、經營成本、長城的修復和保護工作。通過與慕田峪長城的管理人員的談話，我們得出如圖6.2所示的管理結構。 我們在表6.1中列出了在慕田峪長城經營的主要企業。根據辦公室主任介紹，慕田峪景區（包括纜車）共有300名工作人員，期中有100名是慕田峪村村民。他們是在慕田峪長城景點開發之初，作為占地補償而被招募來的。在慕田峪景點開發之初，還從懷柔縣招募了200名員工。僅有很少一部分工作人員是大學畢業生和轉業軍人。慕田峪景區開放之后，很少有從外地雇傭來的人員，原因是當地村民反對從該村以外雇傭人員。 景區內所有的商店和飯店都由當地村民經營，以此作為征用他們的土地的補償。在慕田峪旅游區服務公司的管理結構下成立了營銷部，由慕田峪村民委員會和景區辦公室聯合管理，后者負責景點的店鋪的日常管理和監督。 國家級 國家旅游管理局 國家級政府部門 國家文化遺產管理局 市級 北京市旅游局 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文化遺產管理局 區級 懷柔區旅游局 懷柔區政府 懷柔區文化遺產管理局 景點 旅游區管理部門（縣級） 主要 管理 北京慕田峪長城旅游區辦事處 一支隊伍，兩個實體 北京慕田峪長旅游區服務公司 序列 接受管理 的次級序 慕田峪村 北京慕田峪長城旅游區 列 圖6.2 慕田峪長城的管理結構 表6.1慕田峪長城旅游區的主要企業
長城的保護和修復是慕田峪旅游區的重要職責。任何修復計劃，根據其規模的不同，需獲得區級、市級、乃至國家級文化遺產管理部門的批準。保護和修復長城的成本主要來自于慕田峪景區的旅游收入。 對長城的修復和保護分為三個級別：應急維修和加固，修復，復原。慕田峪長城處于修復級別。到目前，慕田峪長城經歷了三個階段的主要修復，總共有3000米的長城和20個瞭望塔得到了修復。出于保護目的，不允許在長城城體上開設任何商店。在每年的非旅游高峰期，還要開展定期檢查和小規模維修工作。據主任介紹，在2008年北京文化遺產管理局批準了一項計劃，在遵循“修舊如舊，保持原貌”原則的基礎上，再對慕田峪長城西部的2400米進行保護性修復。 慕田峪旅游區堅持“長城的一切開發工作以保護為前提”的原則。每年的保護和修復成本為300萬-400萬元人民幣。據主任介紹，由于申請政府撥款具有困難，大多數保護成本都來自于慕田峪旅游區的門票收入。所有的保護性開發項目都需要區一級或市一級政府部門的評估和審批，許多可能對長城帶來負面影響的項目均被拒絕了。在景點，只有少數商業設施獲得批準并建成，例如在山上和山下運送游客的索道和纜車。根據主任介紹，夢石園的建立是為了宣傳長城文化的同時宣傳中國的石文化。并且，作為選址于長城腳下的中式園林，它對長城的影響極小。 據主任介紹，世界遺產的稱號對于該景點來說是至高的榮譽。這有助于提升長城乃至中國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就長城的規模與環境等實際情況而言，保護整個長城是不可能的。在懷柔區，共有60多段長城，在北京以及全中國的其他地區還有很多。得到保護和開發的只有一小部分。盡管有針對遺產保護的規章和政策，監督和管理的水平仍不能滿足要求。由于資金有限，大多數部分沒有得到充足的保護，面臨著自然侵蝕、人為破壞等方面的威脅。 主任對我們說，保護長城的兩大重要問題是管理系統和資金。盡管長城屬于國家財產，但它跨越多個省，因此處于多個省級或地方級管理部門的管理之下，這導致了管理和協調上存在的困難。此外，長城跨越數千公里各式各樣的地理環境，保護工作需要極大的人力和財政資源。例如，未經開發的長城段，在中國被稱為“野長城”，禁止私人攀登。但是，由于這樣未開發的長城段的數量太多，憑借有限的人力和財力，不可能控制這樣的個人行為，因此會導致參觀者的人身安全問題，例如參觀者跌落，以及對長城的傷害。 就慕田峪長城而言，當前的管理結構執行景點級、區級、市級、國家級的分級管理制度，包括文化遺產管理局和旅游局兩個系統。文化遺產管理局對景點具有相對較高的管理權：任何修復和建筑活動都必須向該部門報告并經其審批，以確保長城得到妥善的保護。還需要與世界遺產委員會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不定期的交流并接受它們的監管。但是從世界遺產委員會（WHC）獲得的資金幫助，即便有也不會很多。世界遺產稱號對于慕田峪長城來說的主要得益僅是提升了長城的國際知名度，并且這種知名度在一定意義上被所有的長城景點所分享，在聽取國際上的意見以及其他處于類似環境的代表段——例如把大量長城——的建議后，可以獲得潛在的利益。 慕田峪長城還強調作為世界遺產的教育功能，據慕田峪長城旅游區的公關經理所說，慕田峪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經常為懷柔區和北京市的中小學主辦關于長城歷史和文化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 6.4 旅游業發展 作為北京市第二個被開發開放的長城旅游景點，慕田峪作為長城旅游景點憑借優美的自然風光享譽中外。自1988年正式開放以來，每年來慕田峪旅游的游客數量在前八年呈波動狀態，在這之后迅速增長，除了2003年由于“非典”（SARS）而減少）（見圖6.3）。從2006年開始，年游客數量穩定在大約160萬人。該公關經理表示，近年來總游客數量開始以較低的速度增長。游客數量明顯低于八達嶺，在現場調研期間沒有發現擁堵。根據北京旅游局的分析，慕田峪的最大日游客接待量為35000人，最優日游客接待量為25000人。即便在2008年10月國慶期間，也是一年中最忙的期間，慕田峪的最高日游客接待量也僅達到最優日游客接待量的87%，相當于最高接待量的62%。這表明在慕田峪具備更進一步開發旅游業的潛力。 根據該公關經理描述，外國旅游團在過去幾年中占據了45%-50%，在2008年增長到60%-70%。這肯能是由于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原因所致。通過現場調研，我們也發現了外國旅游團在慕田峪的高比例。接受采訪的景區工作人員和村民都認為外國旅游團是被繁茂的植物和優美的風景吸引到慕田峪來的，他們的口口相傳增加了慕田峪的國際知名度。 我們觀察到大多數旅游者均選擇在白天來參觀。他們在上午到來，傍晚之前離開。該公關經理說，即便周邊有便利條件，但是并沒有很多旅游者選擇在景點用餐，很少有人選擇過夜 通過與景點的小型企業經營者交談，我們得知，就旅游旺季而言，游客人數通常在夏季和初秋隨著更多旅游團的到來達到頂峰，從11月到次年3月明顯下降。 根據管理者、村長以及國際投資者的敘述，在夏季，慕田峪長城僅僅是吸引人們來到這里，但是不能吸引他們住宿并消費；因此發展的計劃和措施需要著眼于如何能使人們在慕田峪逗留更長時間，并且有更多的消費。 6.5 慕田峪長城的發展計劃 根據主任和辦公室主任的敘述，慕田峪長城旅游區現在正在計劃實施新的景區方案，并且已經獲得了區政府的支持。制定于2003年的老版本景區方案作為新方案的初步版本。根據主任介紹，景區計劃由專業規劃公司根據政府對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的要求而制定。為了此次研究的目的，研究者對慕田峪長城的2003年方案進行了回顧。 辦公室主任還介紹說，當前的慕田峪長城規劃進程已經持續使用了7-8年，并且正在逐步改良。目的是為了將旅游區從現有的8-90平方公里擴大到更大的面積，并提高慕田峪長城的影響力。并且，旅游區的規模也是申請國家級風景區的一個重要指標。擴大慕田峪風景區的計劃的實施困難主集中在耕地占用、山區資源、風景區的所有權等問題上。由于風景區在將來的管理會涉及很多個村或縣，當前作為縣級管理部門的慕田峪旅游區辦公室僅對慕田峪村行使監管權，是無法處理這些問題的。計劃的實施還需要來自懷柔區政府的支持。 該辦公室主任還指出，慕田峪長城是懷柔區的主要創收項目。近幾年，旅游業的影響大多僅局限在慕田峪村之內。來自其他村的旅游企業中的一些員工也是這樣說。在未來，需要更多的村子參與到慕田峪長城的開發工作中，這樣會對整個懷柔區的經濟帶來積極的影響。 6.6 社區參與 當地居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參與到慕田峪的旅游業中，我們根據采訪和觀察，將其歸納在表6.2中。主要的參與方式是經營小型店鋪。根據辦公室主任和村長介紹，這樣的商機是專門為慕田峪的村民提供的，并且以免收租賃費的方式來補償開發旅游區占用他們的土地所帶來的損失。慕田峪村和旅游區均通過慕田峪長城旅游區辦公室下設的營銷部對店鋪經營進行管理。根據村長所述，在近幾年來，店鋪的數量保持穩定，能滿足景區接待量要求。店鋪所有權是通過自然更替的方式改變的，老一輩村民退休之后，年輕一代接手繼續經營。為了平衡店鋪位置對經營狀況的影響，以及保證公平地利用最佳店鋪位置的機會，采取同種企業類型的店鋪間位置每日輪換制度。最開始的店鋪位置，是由同意商業類型的店鋪所有者在年初投票中決定的。這種制度由于其公平性收到了店鋪所有者的歡迎。 表6.2 慕田峪長城當地居民參與旅游業的不同方式
6.6.1慕田峪村的外國定居者 慕田峪村有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有外國定居者在此居住并向該村投資。到目前，共有22所房屋被來自美國、丹麥、法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外國定居者長期租住，他們大多周末在此居住。根據中國的政策，農村居民不得出售他們的土地上的房屋。因此，這些房屋是長期租借給外國定居者的，通常是30年。這對于某些村民來說是一筆巨大的收入來源。 吉姆·斯皮爾先生是第一位外國定居者，也是“小園”的投資者及合伙人之一，在他于1996年第一次來長城參觀期間，慕田峪村秀麗的風景、稀少的人口、以及遠離塵世的地理位置，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過與一個賣T血衫的村民交談，他表示他想在村里找棟房子度過夏天。一周以后，他得知有這樣的一所房子出租，于是他成了第一個在慕田峪定居的外國定居者。從那以后，吉姆幫助他的朋友們在村里找到地方，并對他們的房子進行重新設計和改建。從那以后慕田峪村的外國人社區形成了。此外，慕田峪村民們大多對外國定居者都很友好熱情，他們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外國定居者的出現，為當地文化增添了多樣性，為這個傳統的中國小村增添了新景致。他們通過投資和管理“慕田峪長城小園”直接參與當地旅游業，并通過創辦“國際姐妹村”項目積極致力于村莊發展。 “慕田峪長城小園”是在吉姆家族和朱麗葉家族的直接投資下創辦的，他們都是慕田峪村的外國定居者。“小園”項目始建于2006年，當初由村長邀請外國定居者投資，其目的為為了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并扭轉該村低迷的經濟。村長及村民委員會幫助他們以較優惠的租金租下了位于村子中心的一所廢棄的小學校。于是，原來的校舍被建設為“慕田峪長城小園”，以小園餐廳（一家西餐廳）和小園藝術玻璃公司（一家玻璃加工工作室）而著名。學校原有的格局和房屋得到了很好的維護，教室內的黑板也被保留下來，從而保持一種學校的格調。玻璃工作室還被建設成一個旅游點，在那里游客可以體驗玻璃吹制加工法，并購買玻璃藝術品。小園每周接待顧客500余人，主要是外國人和當地富人，小園雖然規模很小，但是發展很快，由其是在2008年奧運會之后。 小園項目的到了慕田峪景區、懷柔區、乃至北京市政府的深切關注。他們在經營中強調“本地化”的觀念：雇用并培訓當地居民，維修當地房屋，使用本土產品，提供家常食品，并出售景點的手工制品。吉姆表示他們的目標是發展可持續性旅游。根據吉姆所說，大多數農作物，例如水果和栗子，每年僅為該村的家庭帶來很少的收入（大約為人民幣2000元），遠不足以維持一個家庭的生活，因此有必要為該村尋求其他商業契機，旅游業是最好的選擇。 就工作機會而言，除了經理、廚師、玻璃吹制工等專門或專業人員之外，小園還為當地居民提供了35個全職工作機會。由于旅游業具有季節性特點，在夏季的旅游高峰期還會雇傭兼職工作人員。大多數工人是從渤海鎮雇來的，只有很少是從慕田峪村雇來的，原因是由于慕田峪村發展長城旅游業，經濟條件要比渤海鎮的村子相對好。盡管傾向于雇傭當地人并不是政府的要求，但這的確是投資人或合伙人在此建立企業的初衷。當地政府也通過自己的體系幫助公司找到勝任的當地工人。除此之外，由于慕田峪是個小村，與當地人合作并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對于企業來說至關重要。 當地企業也從“小園”項目中獲益。有一家約10人的公司在慕田峪村從事房屋和飯店的維護、園藝、清掃工作。此外，有一些慕田峪村的村民將房屋租借給工人作為宿舍，也能通過收取租金獲得收入。同時，國外投資者通過培訓工人、與村民分享管理經驗，有助于提高服務水平。 我們還在該村看到了國外定居者參與村莊建設。例如，村里的指示標記都是中英雙語的。根據村長所述，這些標記的設計和措辭都是來源于村民和國外定居者雙方的意見和創意。國外定居者還為社區空間的綠化做出了貢獻。 充分利用國際參與力量，慕田峪村村民委員會創造了一種新的農村發展模式：建立“國際文化村”。朱麗葉·王·阿普頓（Julie Upton-Wang）女士是“小園”項目的投資合伙人，在她積極建立的聯系的基礎上，我們開始與美國馬薩諸塞州的霄本村展開交流，該村也憑借自身怡人的自然環境及文化財產發展旅游業。兩個村都經歷過人口縮減，并通過旅游業實現經濟復蘇，因此在農村發展的進程中有著類似的經歷。在2007年6月，慕田峪村及旅游區的代表訪問了霄本村，并簽署了“國際姊妹村關系備忘錄”。慕田峪村也計劃著在不久的將來邀請霄本村的代表來慕田峪訪問。通過訪問，慕田峪村的代表發現霄本村的村民為游客制作定制的紀念品或藝術品，并將制作過程本身作為一種旅游吸引力。相比之下，慕田峪的村民賣給游客的產品很少帶有慕田峪特色及藝術價值，例如大批量生產的帶有長城圖案的絲綢產品或布產品，以及批量生產的中國風藝術品。只有少數從事玻璃雕刻，但并不是很受歡迎。霄本村的經營模式為慕田峪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使他們獲得發展旅游業的很好的經驗。 朱麗葉指出，盡管姊妹村的關系不能是慕田峪村直接從中獲得有形利益，但是，能在文化、經濟、旅游業發展等方面交流創意、分享經驗、拓寬視野，這樣的機會對于雙方來說都是十分寶貴的。盡管兩個村的經濟和政治背景不同，在發展模式上卻有著相同之處，并且秉承著同樣的目標，即保護他們珍貴的自然和文化環境，并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對兩個村來說，以地方特色和比較優勢為基礎發展旅游業都是能夠取得成功的道路。 6.6.2 小企業經營者 參與調查的52個小型企業經營者被入以下幾個經營類型：紀念品（30），食品和飲料（6），土特產（14），小吃（2），餐館（3），家庭旅館（3）。紀念品商店是慕田峪的主要企業類型，占所有商店的70%。食品飲料和土特產品約占所有企業的10%，位居第二。還有很少數量的餐館和小吃店，以及大約10家家庭旅館分布在該村。 所有參與調查的52位小型企業經營者都是慕田峪村的村民（見表6.3）。其中的女性（56%）要略多于男性（44%），年齡段各不相同。多數（88%）是在該村生活了10年以上的長期居民。被調查者通常都接受過中學教育，但是沒有人具有大學文化。 表6.3 小型企業經營者的人口統計數據特征
為了進一步了解各個類型的小型企業經營者的特點，我們通過卡方檢測（見表6.4）檢驗了企業類型和基礎統計數據之間的關系。經營不同類型企業的人們在人口統計數據上表現出顯著地差異，例如年齡、性別、教育背景，反映出了經營不同類型企業的不同要求。紀念品商店，作為數量最多的企業類型，從業者的男女比例大致相等，教育背景和年齡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多數為中年人（59%），并且多數（56%）接受過中學教育。土特產商店的經營者多為中年女性，大多數接受過中學教育。食品和飲料商店的經營者多為55歲以上的老人，且受教育水平較低。參與調查者中有三人經營餐館和家庭旅館，他們都是中年男性，大多接受過中學教育。小吃店是景點數量最少的企業；三家店鋪中有兩家參與了調查，這兩家都是由中年女性經營的，她們都接受過初中教育。 我們還對基本的企業信息以及經營者對企業經營滿意度進行了調查。大多數（90%）的被調查者認為他們的收入在經營這些企業之后增加了，多數人（75%）對他們當前的企業表示滿意。此外，多數人（86%）使用他們的個人儲蓄開辦企業，而不是接受政府的支持。差不多所有的（92%）人都表示，政府將景點企業的經營權僅交給慕田峪村的村民，并且不收取店鋪租賃費，每年僅需繳納幾百元人民幣作為店鋪的基礎維修費，這樣的政策使他們從中受益。因此，幾乎全部的旅游企業收入都屬于店鋪經營者所有。通過與參與調查者的交談，我們了解到，企業的月收入為500-3000元人民幣幣，這取決于企業類型、個體經營者的差異、以及季節性因素。總而言之，在不同類型的企業中，食品和飲料店最易受季節性波動影響，收入相對較低；紀念品商店的收入，在不同的店鋪中呈現出更大的多樣性；小吃和土特產品商店多數穩定地保持在中等收入水平。并且，紀念品商店的經營者還特別提到了競爭激烈。 小型企業經營者對于世界遺產的稱號都持有積極態度。許多被調查者認為世界遺產稱號有助于與旅游業發展（85%），有助于長城的保護（85%），有助于當地企業的發展（85%）。至于對提高國際知名度（94%）以及吸引更多游客到此游覽（94%）的作用，他們也持有較高的認同度。 他們對旅游業發展的評價大多是積極的：81%的被調查者認為他們通過旅游業發展獲得了更多的利益；有94%支持當地政府深入發展旅游業；有71%對旅游業發展現狀表示滿意。79%的被調查者希望政府更多關注旅游業對當地居民的影響。 我們從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保護等方面調查旅游業的影響（表6.5）。在各個方面的很多問題上我們都得到了表示贊同的答案，但是在環境影響這一問題上卻有著更多不同的觀點。 表6.5 小型企業經營者對旅游業帶來的影響的看法(樣本數D=52)
就經濟影響而言，大多數人認為發展旅游業有助于促進當地經濟發展（85%），有助于提高當地生活水平（83%），有助于提高當地收入水平（81%），有助于提高當地服務水平（86%），有助于為當地創造更多就業機會（58%）。大多數參與調查者（81%）認為當地居民從旅游業中受益。旅游業在當地經濟中的重要性得到81%的參與調查者的認同。在改變當地物價水平這一問題上存在著明顯的意見分歧，對此我們將使用卡方檢測發進行深入分析。在不同年齡段中發現了.05級的統計數據明顯差異（自由度df=4；概率P=.002）：93%的老年人（55歲及以上）認為旅游業導致了當地物價水平提高，在中年人和青年人中，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更具多樣性。差不多半數（47%）的中年人（35-45歲）不認為物價水平已經提高，相似比例（45%）的年輕人（18-34歲）不同意這一觀點，但也有33%同意。這說明接受調查者越年輕，對物價上漲的認可程度越低，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對物價變化更加敏感并非常關注，并且做了長期觀察。 我們從六方面因素（表6.5）解釋旅游業帶來的社會和文化影響。多數參與調查者表現出積極態度。大多數接受調查者認為由于旅游業的發展，提高了當地居民對文化遺產的認知度（85%）以及對長城文化的理解（92%）。這表明旅游業發展有助于對文化遺產尤其是長城文化的理解。幾乎全部（90%）的參與調查者都贊同旅游業對提高他們對家鄉的魅力和特色的認知度具有積極影響，76%認為由于旅游業的發展，更多的當地人愿意留在自己的家鄉工作生活。多數（81%）的參與調查者認為旅游業發展有助于建立友好型社區環境。但是，關于旅游業對豐富當地生活的影響卻有著更多不同的意見。在教育背景一項中發現了統計上的明顯差異（自由度d=6；概率P=.002））。具有小學文化的的參與調查者中有3/4（75%），具有初中文化的參與調查者中有74%，都同意旅游業發展豐富了當地生活。相比較，具有高中文化的參與調查者中有45%同意該觀點，另有38%不同意。這樣的差異說明，那些接受較高等教育的人對于本地生活的預期值更高，由此降低了他們對現在局面的滿意程度。 至于環境影響，我們發現了更多的不同觀點。除了在旅游業對長城的保護和維護（85%）以及對當地社區的建筑（85%）具有積極影響這一問題上普遍持同意觀點之外，其他問題的同意率相對較低，我們將應用卡方檢測來識別出與年齡、性別、教育背景、企業類型相關的差異。 我們認為，企業類型是導致在美化環境（P=.004），更多交通擁擠（P=.001），更多噪音（P=.042）等問題上產生意見分歧的重要原因。圖特產品銷售者更多地（79%）認同旅游業發展美化了環境，餐館和家庭旅館業主中有67%同意這一觀點。但以下兩種人群中有不同聲音，即小吃食品銷售者（100%不同意）和飲料銷售者（67%不同意）。紀念品銷售者的大群體中就這一觀點再次出現了不同意見（26%同意，41%中立，33%不同意）。關于旅游業導致更多交通擁堵這一觀點，所有的食品銷售者和食品飲料銷售者不同意這一觀點。多數圖特產品銷售者（86%）和餐館旅店經營者（67%）也不同意這一觀點。同樣，在紀念品銷售者中也對交通擁堵這一問題產生了不同意見（37%同意，33%不同意）。當被問到是否認為旅游業會導致更多的噪音并破壞和諧的村莊環境時，除了紀念品商店經營者之外的大多數參與調查者都表示不同意；紀念品銷售者中間的意見也不盡相同（44%同意，37%不同意）。與收入和商業競爭水平緊密相關，企業類型對于參與調查者對環境影響的容忍力具有重要的影響。同時，紀念品銷售者對于旅游業對環境的影響這一問題的觀點體現出較大的內部差異，這可能是由于較高的競爭水平導致每個店鋪經營者之間的經營績效存在較大不同的原因所致。 6.6.3 慕田峪村的村民 我們在現場調研時隨機訪問了慕田峪村的一些村民，他們都有家人或親屬從事旅游業或在景點工作；也有曾近親自在景點經營企業但現在已經退休的。因此，盡管在采訪時他們已經不再參與旅游業企業，但他們還是居住在本村，并與旅游企業存在間接關系，直接受到旅游業發展的影響。與小型企業經營者相比，他們的受教育水平較低，在村中居住的時間更長；從比例上來說，23個村民樣本中更多的是老年人和男性。我們使用和用于調查小型企業經營者一樣的表格來調查他們對于世界遺產稱號、旅游業發展、旅游業影響所持的看法（見表6.6）。 表6.6 村民對世界遺產稱號以及旅游業帶來的影響的看法（人數N=23）
6.6.4 景點工作人員 景點工作人員主要是指在慕田峪長城旅游區、政府景點管理辦公室、慕田峪“小園”（私營企業）的主要旅游企業所雇傭的工作人員。由于大多數工作人員都屬于后勤人員，我們僅對那些從事需要與游客接觸的工作的少數參與調查者進行訪問，例如在博物館、旅游中心、夢石園、慕田峪長城酒店，以及在“小園”工作的人員。盡管這樣接受訪問的參與調查者的人數很少，但是他們的觀點卻代表了另一個具有研究價值的方面。 我們共收集了十份問卷。與小企業經營者和村民相比，他們受過較高水平的教育（60%受過高中教育，20%具有大學文憑）。他們中幾乎有1/3(30%)來自于慕田峪村，50%來自于懷柔區中心，20%來自于懷柔區渤�？h的其他村。就他們就職的部門或公司而言，4個人來自于“小園”，6個人來自于慕田峪旅游區的部門，這6個人中有兩個來自于夢石園，兩個來自于旅游中心和博物館，兩個來自于慕田峪長城酒店。 我們使用和用于調查其他兩個群體一樣的表格來調查他們對于世界遺產稱號、旅游業發展、旅游業影響所持的看法（見表6.7）。在很多方面他們和小企業經營者以及村民持有類似的觀點，例如世界遺產的稱號的影響，對旅游業發展的總體評價，旅游業發展帶來的經濟、社會、文化影響。但是主要在旅游業發展對環境的影響方面他們持有不同觀點。 表6.7 景點工作者對于世界遺產稱號以及旅游業帶來的影響的看法（人數N=10）
6.6.5 對比討論 在慕田峪長城，當地社區由以下三個群體代表，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參與遺產旅游業，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它們是小型企業經營者、村民、以及景點工作人員。小型企業經營者參與景點旅游并且受其影響最大，主要是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影響。村民不直接參與旅游業務，但也承受旅游業帶來的環境、社會、文化影響，但是他們目前對于旅游業大體上持積極評價。工作人員能從遺址旅游業發展中獲得經濟利益，但是他們經受的影響是間接的，導致他們對于旅游業發展以及對當地的影響持有不同的觀點。因此，我們將這三個群體放置在以下二維框架的不同區域里（圖6.4）來說明旅游業發展帶來的各種影響。左下區域表示收到直接的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影響，由于三個群體都不符合所以空白。 正如前文所討論，這三個群體均認為：世界遺產稱號對于慕田峪景區聲譽及旅游業發展、長城的保護、當地企業發展具有積極影響。關于世界遺產稱號對當地企業的影響，持積極觀點的工作人員（平均數=1）和居民（平均數=1）要比直接從事業務的小型企業經營者（平均數=.83）人數略多。 三個群體中都出現了對旅游業發展影響的全面積極評價的情況。雖然居民的日常生活直接收到旅游業發展影響，并且不直接地獲得經濟利益，但是相對于小型企業經營者，他們對更多地希望政府能關注旅游業發展對社區帶來的影響。小型企業經營者雖然也受到影響，但同時也獲取直接的經濟利益。工作人員能從旅游與中獲得經濟利益，但他們的日常生活不直接受到旅游業影響，所以他們對政府關注當地影響的要求程度也就最低。 三個群體均表示旅游業對地方經濟、當地生活水平、地方收入具有積極影響，并且認同旅游業在當地經濟中的重要性。然而這三個群體在在以下觀點上出現了統計顯著差異，即“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90%的工作人員、74%的居民，58%的小企業經營者表示贊同），“提高當地物價水平”（61%的居民，56%的小企業經營者表示贊同），和“提高當地服務水平”（86%的小企業經營者、80%的工作人員，56%的居民表示贊同）。這樣的差異有可能反映出他們參與旅游業以及受其影響的程度不同。 這三個群體均認為旅游業具有積極的社會和文化影響，這主要體現在旅游業具有以下幾方面貢獻，即：有助于建立友好型社區，提高對遺產文化以及長城文化的了解，提高對地方魅力的認識并使人們愿意留在自己的社區。三個群體普遍認為旅游業有助于豐富當地生活，但是在意見上也存在著一些不同，即：居民的積極評價率最低（平均數=.35），小企業經營者的積極評價率居中（平均數=.52），工作人員的積極評價率最高（平均數=.70）。曾經經歷過社會和文化變革的居民和企業經營者，不會太認為本地生活得到了豐富，但是那些工作人員不曾與旅游業有著過多接觸，盡管他們實際參與旅游業較少，卻認為當地生活被較高水平地得到了豐富。這可以體現出旅游業對社區的社會文化生活所帶來的感知影響和實際影響之間是存在差異的。 在環境影響問題上出現了最顯著的意見差異。盡管如此，在三個群體中，對于“旅游業對保護長城、美化村莊建筑、提高當地基礎設施水平具有積極環境影響”這樣的觀點還是得到了較高認可的。同樣，三個群體中的參與調查者，有略占多數的人否認旅游業導致了更多的交通擁堵、地方擁擠及噪音。然而，三個群體中也有多數人認為旅游業帶來了一定的負面環境影響。 總而言之，我們通過調查問卷得知，盡管三個群體略有差異，但是總體上對于世界遺產稱號以及旅游業發展還是持積極態度的。這樣的分析結果與村長的評論是相一致的。慕田峪村的位置緊鄰旅游區，并跨過到達長城的唯一公路，這也是該村與外界連接的唯一道路。處在這樣的位置上，旅游業的發展必然對當地生活帶來直接影響。調查問卷中顯示，負面影響已經出現并已經引起了社區成員的注意。作為一個小地方，慕田峪繼續發展的能力和資源均有限。因此，有必要為當地居民探索發展旅游業的新機遇，進而使他們繼續獲得收益并控制坑能增長的社區成本。 就社區參與決策制定而言，只有21%的小型企業經營者、26%的村民、25%的私企工作人員表示他們知道旅游景點規劃。相比較而言，所有參與調查的慕田峪景區工作人員都知道該計劃。這表示，景區規劃沒有有效地傳達給慕田峪長城景區辦公室或部門之外的其他社區成員。另一方面，很少的參與調查者表示他們有興趣了解該計劃的內容。因此，我們可以的出結論當地居民沒有直接地參與到發展規劃和決策中來，也沒有將這些他們幾乎不感興趣的決策內容充分地講給他們聽。然而，大量的游客帶來了商機，并刺激了當地企業的發展。當地政府和管理部門利用優惠的政策和管理制度鼓勵當地社區參與旅游業，例如給予當地村民景點店鋪的獨家經營權，并免收租賃費，并組織適當的英語培訓。辦公室主任和村長都表示，慕田峪村民委員會還與慕田峪長城管理機構一起直接參與景點店鋪的管理，這確保了社區成員觀點在景點旅游業的經營和管理過程中的表達。結果，農業以及該村傳統的生活方式，被旅游業相關產業和就業機會成公地取代。旅游業創收占全村總收入的86%，當地社區成員也從旅游業發展中獲得收益，從而提高了當地的生活水平。 6.7 章節匯總 從1988年正式發展旅游業至今，慕田峪長城已經成為北京最著名的長城旅游景點之一。慕田峪村與慕田峪長城景區緊鄰，直接受慕田峪長城旅游區辦事處的管理，該機構也是一家縣級政府行政部門。當地的旅游業得到了村民的廣泛參與，大多數村民在景區經營旅游業店鋪，這樣的經營權是專門賦予當地村民的，用來補償發展旅游業占用他們的土地所帶來的損失。除此之外，村民還從事其他類型的旅游企業，例如開辦家庭旅店及餐館。因此，無論是旅游業發展現狀還是當地發展現狀，都使得慕田峪長城成為一個研究遺產旅游與當地社區之間相互影響的合適景點。 我們在2008年12月針對小型企業經營者、村民、景點工作人員一起開展了一項調查，從經濟、環境、社會文化角度了解他們對于世界遺產稱號以及旅游業帶來的影響所持的觀點。我們還在2008年對來自慕田峪景區辦事處以及慕田峪村的主要官員進行了訪問，從而了解世界遺產保護、旅游業發展、以及當地旅游也參與的現狀。結果表明，對于“世界遺產稱號為景區知名度、旅游業發展、長城保護、以及當地企業發展帶來積極影響”這一觀點，慕田峪的三個群體均持有較高的認同度。三個群體也在總體上對慕田峪的旅游業發展持積極評價。同樣，參與調查者中得大多數人對“旅游業發展帶來積極經濟影響、社會文化影響”這一觀點持贊同態度。相比較而言，三個群體在旅游業帶來的環境影響方面出現了意見差異，這表明當地人已經認識到環境成本與遺產保護之間的關系，并認識到環境成本已經成為他們獲得經濟利益所付出的代價。三個群體在對經濟影響的評價上也出現了差異，尤其是在就業機會、物價水平、提高當地服務水平等方面。這可能是由于小型企業經營者、居民、景點工作人員參與旅游業的程度以及在旅游業中的地位不同所導致的。 基于現場調研和訪問，我們認為，盡管獲得了國際遺產稱號，但是慕田峪長城的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并沒有引起國際上的關注，即便某些外國投資者應經在慕田峪村定居。慕田峪長城旅游區辦事處是負責保護長城和發展旅游業的機構，并受地方政府以及區、市、國家各級旅游和文化遺產管理部門的政策約束和指導。盡管地方社區沒有充分地參與政策制定，也對旅游規劃不甚熟悉，當地居民還是壟斷地經營旅游業并從地方政府的政策中直接受益。當地社區對遺產保護高度認同并對旅游業發展持積極態度，并關注已經開始出現的消極環境影響。慕田峪村在經濟上高度依賴旅游業。因此，對于那些與旅游企業直接相關的問題，例如店鋪位置輪換制度，以及地方社區的意見等，都要經過慕田峪村民委員會協商，這也是慕田峪長城旅游區管理部門所重點考慮的問題。 根據北京旅游局統計，慕田峪長城的每日游客數量遠低于最佳游客接待量，因此慕田峪長城是一個十分具有繼續開發潛力的旅游景點。以長城的國際知名度作為吸引游客有效的手段，慕田峪旅游業發展的首要任務是如何實施活動或方案，來吸引游客逗留更多的時間并產生更多的消費。景區管理者以及當地社區均已認識到這一問題。 外國定居者在慕田峪長城的旅游業發展過程中扮演著獨特角色，這可以說是慕田峪的一個特色。即便這些外國定居者并非是被世界遺產稱號而吸引到該村來的，但是他們的到來卻為當地的旅游業發展帶來了獨特的觀點和國際經驗，這對于慕田峪來說將是一筆在其他地方無法得到的寶貴財富。 第七章 八達嶺長城和慕田峪長城的對比 7.1 八達嶺和慕田峪的長城 八達嶺長城和慕田峪長城均系北京的北部防御屏障，八達嶺偏西，慕田峪偏東。由于八達嶺和慕田峪兩個景區各具特色，到兩處的游覽體驗也會大不相同。根據我們現場觀測，慕田峪長城位居山頂。相比較下，八達嶺長城的高度波動起伏，南段和北段的連接點關城的海拔遠遠低于最高點的北八塔樓。并且，八達嶺被視為是國家標志，是很多全世界政治領導人都曾到過的地方。慕田峪作為一個旅游景點，不具備更多的政治意義。 牢固的關城連接著八達嶺長城的南部和北部，對八達嶺長城具有特殊的意義。關城控制著從北京到北方的交通要道，周圍的山脈也提高的它的防御能力。它是從八達嶺到居庸關的“關溝防御體系”中的重要戰略防御通道。慕田峪的正關臺有三個敵樓并排矗立，是其他段長城上罕見的結構。作為慕田峪長城的標志，正關臺俯瞰著通向景點和慕田峪村的道路。八達嶺和慕田峪在城墻風格上也有著明顯的建筑差別。在八達嶺，只有朝北的外墻有垛口，內墻沒有垛口；但是在慕田峪，雙側墻都有垛口。 7.2 管理結構 八達嶺和慕田峪長城的現行管理結構，都采用從景點級、區級、市級、到國家級政府部門的分級管理制度，國家級也是整個管理結構中擁有最高管理權的機構。文化遺產管理局和旅游局都專管部門來監督景點的業務。文化遺產管理局的任務是確保遺產資源得到妥善的保護。旅游局負責管理與旅游相關的事宜。鑒于長城具有較高的遺產價值和意義，文化遺產管理局擁有較高的管理權，所有的修復計劃必須經過該部門的審批。在景點一級的層面上，景區辦公室的地位和管理權限代表了一種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當地居民通過村或鎮的委員會參與管理，即便擁有的權力很少，但也是地方參與的一種方式。 慕田峪長城的管理結構要比八達嶺更為直接和集中，原因是北京慕田峪長城旅游區辦事處是一家縣級機構，直接對景區和慕田峪進行監管。在八達嶺，不同的部門在景區內不同的地方參與管理。例如，千山停車場和索道歸八達嶺森林辦公室管理，旅游區內的部分土地歸岔道村管理。八達嶺特區是與八達嶺區政府平行的管理部門，與慕田峪旅游區辦事處這樣的縣級部門相比，行政級別要高。然而，具體區域內各管一攤以及土地所有權的不清晰的局面，限制了八達嶺特區辦公室的行政管理權。這種多部門的管理結構無疑會使八達嶺長城的經營和管理更加復雜化。此外，很多旅游景點，即便和長城沒有直接的關系，也使用著八達嶺的名義，例如由八達嶺鎮管理的八達嶺野生動物世界，由八達嶺森林辦公室管理的八達嶺森林公園和八達嶺熊樂園。這些景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八達嶺長城的高知名度。 7.3 遺產保護 在八達嶺和慕田峪，無論是日常檢查和維護，還是開展的專項維修和復原工程，長城的保護和修復工作都被視為是一種對經濟發展的刺激。兩個景點都同樣地受到與文化遺產和長城保護相關的國家及市級規章制度的約束。所有的遺產保護項目，根據其項目的規模，都應獲得區級、市級、或國家級的文化遺產管理部門的審批。 7.3.1 八達嶺長城和慕田峪長城的現狀 對長城的修復和保護工作被劃分為三個級別：緊急維修和加固、修復、復原（修復是指修理結構中受到損害的部分；復原是指按照原來的外觀重新構造結構）。慕田峪長城處于修復級別；在八達嶺長城三個級別的工作都有，這說明此地的遺產現狀更具復雜性。在兩個景點，都要開展日常檢查工作，并在非高峰期開展小規模的修復工作。大規模的修復工程要根據資金條件以及長城的狀況而定，在2008年，兩個景點都有新的修復項目獲批。 八達嶺長城保護區的范圍從南十六敵樓至北十九敵樓，全長7441米。經歷了數次重要修復之后，整個長度的長城獲得了修復，并將從南七敵樓到北十二敵樓的全長3471米長、總面積15436平方米、包含12個敵樓的地方對外開放。未開放的地方長度為3700米，共有16個敵樓，由于400年來受到自然和人為侵害，所以狀況不佳。它們都在2008年的修復計劃之內。迄今為止，慕田峪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的重大修復。共有3000米的長度及20個敵樓得到了修復。在2008年，再對慕田峪長城西部的另2400米的保護性修復工作獲得了批準。 作為最受歡迎的長城景點，八達嶺每年接待600萬游客。慕田峪的游客數量盡管在近幾年逐漸上升，但每年僅約為160萬。游客數量上的巨大差異給長城的狀況帶來了不同級別的壓力。在八達嶺成成，幾乎所有的磚塊都被刻上了姓名、時間、地點。在慕田峪，這樣的刻痕很少見。我們還發現了臺階上的不同狀況：八達嶺的許多臺階中部都已經嚴重磨損，但在慕田峪大多數臺階都保持形狀完好。由此可推斷出，旅游業發展給八達嶺長城保護工作帶來的壓力要遠大于慕田峪的。 7.3.2 資金來源 缺乏資金被認為是中國遺產保護所面臨的最重要挑戰。在長城問題亦是如此，尤其由于是長城跨度較長，不同地方的狀況亦不相同。我們注意到，八達嶺長城得到了更多的政府關注和財政支持，但是在慕田峪，資金大多是來源于當地自籌。 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八達嶺長城獲得了國家以及市一級政府的巨大財政支持，用于遺產的修復和保護。在50年的發展過程中，收到的資金總數約為人民幣1530萬元，其中62%來自于北京市政府，28%來自于八達嶺特區辦公室，10%來自于公眾捐款。由于自1953年至1957年間，中央政府為初期修復工作實際投入的資金支持沒有報告供給研究者，并不在計算之內，所以政府支持的比例實際上要高于上述數據。在景點一級，八達嶺特區每年存儲旅游收入（主要來源于門票）的20%用作長城保護資金。 據慕田峪的一位主要管理人員所述，近幾年保護和修復長城每年的成本為300萬-400萬元人民幣。保護和修復的成本大多來源于慕田峪景區的門票。少部分資金來源于市級或國家級政府，沒有來自于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財政支持。 7.3.3世界遺產稱號對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影響 世界遺產稱號，被廣泛地看做是吸引更多游客并提高當地旅游業發展水平的保障（李等人，2008年；Shackley，1998年；Van der Aa等人，2004年）。在中國尤其是這樣。但是，根據 Bandarin（2004年）的觀點以及個案研究中的真實情況，影響還會根據景點的性質而不同：在國際上知名度越大的景點，受到世界教科文組織遺產稱號的影響越小。正如慕田峪“小園”的以為外國合伙人所說，中國長城長期以來就是國際上知名的旅游景點，因此國際遺產稱號對于提高其知名度及吸引更多游客的影響效果有限。 通過與景點辦公室人員交談我們得知，八達嶺長城在地方層面上，沒有與國際遺產社區開展或互動活動。但是，他們承認世界遺產稱號有助于提高對八達嶺長城的遺產保護的關注。作為第一個向游客開放的長城景點以及世界教科文組織指定的長城代表段，八達嶺長城旅游區直接地從北京市乃至中央政府獲得了巨大的財政和管理支持，并成立了八達嶺特區辦公室，該辦公室是與延慶縣政府平行的獨立行政部門。 慕田峪并沒有被認定為長城的代表段，因此不必與世界遺產協會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期交流，也不必接受它們的監管。盡管世界遺產稱號對于旅游業來說是一個賣點，但其影響在慕田峪并不明顯。另一方面，外國人在這里參與旅游業和村莊建設，但是他們最初并不是被世界遺產稱號吸引而來的，這在慕田峪已經形成了一種非官方的、有效的、包含地方參與在內的全球-地方互動方式。 7.4 旅游業發展 我們從交通、景區設施、游客數量及接待量、游客習慣、旅游業發展水平等方面對旅游業發展進行對比。 7.4.1 交通 從地理位置上說，八達嶺和慕田峪到北京市中心的距離大致相等。兩個景點分別連接八達嶺高速公路和京承高速公路，交通便利，從北京市中心驅車僅需約一個小時。就公共交通方式而言，到八達嶺有定期的直達公交車，比慕田峪更容易到達。相比較而言，慕田峪新設的直達公交車站點過多，是一條慢線路，大于需要2.5個小時。對于獨立的旅游團來說，乘公交車到懷柔縣中心，再換乘私人小巴是一種更快的選擇。但是，這種選擇的服務和定價是沒有標準的。 7.4.2 景點旅游設施 經過了數十年的開發，兩個景點都配備良好的現代化旅游設施，我們在表7.1中對其進行對比。八達嶺旅游區是一個開放的景點，從景點的一端到另一端有數條公路貫通，慕田峪景區是一個封閉的景點，只有一條公路到達景區，并在景區內終止。公路設施對兩個景區的規劃和布局都有影響。八達嶺旅游區的兩端都有停車場，游客可以選擇從兩個方向進入。相比較下，慕田峪只有景區的一段有停車場，游客只能從這里進入。因此，慕田峪景區較小的規模和單一的布局適合于游客步行，且不易迷路。據我們觀察以及慕田峪游客中心和慕田峪長城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反應，在慕田峪很少有游客問路。相比較之下，在八達嶺，很多游客到游客中心詢問方向以及設施的位置�？偠灾�，慕田峪的旅游設施、景點、企業集中在一個相對小的區域內，是一個很緊湊的旅游區。相比之下，八達嶺旅游設施、景點、企業分布在一個更廣的區域內。 表7.1 八達嶺和慕田峪的旅游設施的比較
根據北京旅游局的分析，慕田峪的每日最大游客接待量為35000人，每日最佳游客接待量為25000人。八達嶺的每日最大游客接待了為78000人，每日最佳游客接待量為4000人。因此，就接待能力而言，八達嶺差不多是慕田峪的二倍。八達嶺接待的游客數量要遠大于此。我們從北京旅游局獲得了兩個景點在2008年國慶旅游高峰期的旅游統計數據并加以對比。在國慶七天假期間，八達嶺接待了4，166，000位游客，占北京五個長城景點所有游客的59%，是慕田峪的1,244,000位游客數量的3.5倍。再將每日游客量進行對比，慕田峪的每日最高游客數量僅達到了最佳游客接待量的87%，是最大游客接待量的62%。這表示慕田峪還有更大的旅游發展潛力。八大里在國慶節的七天內，每日游客數量在兩天內超過了最大接待能力，在5天內超過了最佳游客接待量。八達嶺的最高日游客數量曾達到最佳游客接待量的242%，是最大游客接待數量的124%。在旅游高峰期，游客數量大大地超過接待能力，這是八達嶺旅游業發展以及遺產保護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7.4.4 旅游者習慣 通過與兩個景點的管理人員和企業經營者交談，我們得知，兩個景點的旅游者具有類似的旅游習慣，即當日游客占絕大多數，僅有一小部分游客在此過夜。游客集中在上午或下午早些時候。門票是旅游業的主要收入來源。就季節性而言，夏季和初秋是旅游高峰期。兩個景點的非高峰期均是從11月到次年5月。 為了了解八達嶺長城和慕田峪長城的游客的習慣，我們從網上搜集了中國旅游日志。我們在Google網上使用與“八達嶺旅游”、“慕田峪旅游”相關的等各種漢語關鍵詞搜索旅游日志。當分別獲得同樣的旅游日志時搜索停止。最后我們挑出12篇關于八達嶺的日志和14篇關于慕田峪的日志。我們對內容進行分析，并將它們在表7.2中進行匯總。 表7.2 八達嶺長城和慕田峪長城的旅游習慣對比
就交通而言，到八達嶺可采用的交通方式有很多種，提到的有公交車、旅游巴士、觀光車、火車。觀光車在慕田峪被提到的比例（60%）比在八達嶺（22%）要高。此外，在慕田峪，私家車的使用為22%，但在八達嶺沒有被提到。導致交通產生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以公交方式到慕田峪不如到八達嶺方便。但是，到兩個景點的大多數游客所用的出行方式是類似的。 當描述他們的現場體會時，67%的八達嶺旅游日志中提到了景點的擁擠，但是擁擠在慕田峪并不成問題，因為沒有日志提到。這與研究者現場觀察的結果也是一致的。在旅游日志中也提到了選擇每個景點的原因�？傮w上說，選擇八達嶺的原因包括它在長城景點中具有最高的知名度，毛主席的題詞，認為它最具建筑和歷史代表性，是保護完好的遺產資源，以及該地長城具有陡峭性。選擇慕田峪的原因，主要是它較高的知名度以及較少的游客數量，較高的植物覆蓋率，特殊的建筑特色。因此，到八達嶺和到慕田峪的游客對他們的旅游體驗有著不同的著眼點。到八達嶺的游客主要看中文化和歷史特性；到慕田峪的旅游者似乎更看中自然特性。 在旅游日志中，很少提到就餐體驗，這表示在長城景點的旅游體驗中，食品并不很重要。然而，在八達嶺長城，出現了關于食物價格高口味次的負面評價，但在慕田峪，游客認為價格很合理。3篇日志還專門提到了在慕田峪品嘗虹鱒魚的經歷。因此，食物雖然不是長城旅游中的重要部分，但是在慕田峪的食物為游客的體驗增值，但在八達嶺卻會令人不快。 到慕田峪的游客對八達嶺和慕田峪進行了比較評論。在10篇這樣的評論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幾條差別，即：游客數量更少（70%），可看到更多的外國游客（60%），較高的植物覆蓋率（40%），建筑特色（20%），長城相對不陡峭（20%）。相比較下，八達嶺的旅游日志中沒有提到慕田峪。由此可推斷出許多到慕田峪的游客曾到過八達嶺；因此他們可以將兩個景點進行比較。相比較而言，去過八達嶺的游客中有很多人沒去過慕田峪，這表明八達嶺長城，憑借其知名度和文化社會意義，是更具吸引力的長城景點，也常常是中國人選擇第一個參觀的長城景點。這種解釋的到了919巴士上的導游的印證，他說，乘坐巴士的的游客，有90%是第一次來長城。八達嶺長城景點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 7.4.5 旅游業發展 在長城景點中，八達嶺獨樹一幟，在北京乃至全中國都可稱是最著名的、開發最好的長城景點。憑借著其國際知名度和歷史軍事意義，八達嶺長城被選為世界文化遺產長城的代表。在主里舉辦國際會議，并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領導人，八達嶺長城也是中國的一種標志。慕田峪，作為在北京第二個被開發的景點，就其知名度、旅游開發程度、游客數量而言，在北京長城景點中排名第二，慕田峪以其周邊較高的植物覆蓋率、優美的風景、肥沃的土地而著稱。 對比八達嶺和慕田峪長城旅游業的優勢和劣勢，慕田峪的辦公室主任說，八達嶺具有到達北京市區更為便利的交通條件，在國內外擁有更高的聲譽。慕田峪的旅游開發程度較低，其的優勢在于更多的令人愉悅的自然環境和鄉土氣息。慕田峪的一位導游說，許多高端旅游團更愿意來慕田峪，原因是八達嶺的游客數量太多，在那里難以獲得愉悅的旅行經歷。慕田峪相對來說比較寧靜，較高的植物覆蓋率也提供了一種能令人更愉快的自然景觀。 此外，八達嶺的游客把眼光主要放在長城上，但是慕田峪的游客更具多樣性。盡管八達嶺也有一些附屬景點，慕田峪卻有著開發程度更好的農業基礎，不僅可以提供栗子、虹鱒魚等土特產品作為旅游產品，又可以提供更多的機會來開發農業旅游。農業旅游在近幾年得到了很好地開發，例如水果和蔬菜采摘、虹鱒魚垂釣、農家菜和農家院，在慕田峪，上述這些農業旅游項目都能在調研時看到。 由于八達嶺和慕田峪的旅游發展中心和發展程度不同，重大會議對它們的影響也不同。在2008年8月奧運會期間，八達嶺曾被關閉數天用來舉行自行車環形賽。這個季節對于八達嶺和慕田峪來說都是旅游高峰期。八達嶺的許多企業經營者都曾提到由于北京2008年夏季奧運會導致他們的收益銳減。在那段時間，到慕田峪的旅游者顯著地增加。根據慕田峪的辦公室主任所述，慕田峪的國際知名度由于奧運會得到了進一步提升。 表7.3 旅游區生命周期模型中六個階段的特點
表7.4 Albuquerque 和McElroy的旅游發展三階段進程表
Butler（1980年）的旅游區生命周期模型被廣泛地應用在旅游研究（Wilkinson，1996年）中并加以討論，Butler（1980年）把對旅游區的評價分為六個階段，即探索、參與、發展、鞏固、下降/復蘇。游客的數量被認為是重要的指標，并以游客數量為參數畫出了一條基本的漸進曲線（S形）來描述生命周期（圖7.1）。Wilkinson還（于1996年）總結出了旅游區生命周期模型中六個階段的特征，我們在表7.3中進行了匯總。在他們的研究的基礎上，Albuquerque 和McElroy于1992年在加勒比提出了旅游三階段發展進程論，即出現或最初開發、轉向快速發展，成熟（見表7.4）。這與Butler的模型是相符合的（Wilkinson，1996年）。他們的三階段發展進程論與游客類型、旅游影響、季節性、政府干預等方面的變化有關系。 由于不同的旅游地的發展具有自己的復雜性，單憑一個模型不能全部涵蓋在某一具體旅游地中全部復雜的細節。但是，兩種理念都從供需雙方的角度將某一旅游地的現實發展與市場周期聯系起來（Wilkinson,1996年）。因此它們對于分析某一層面的生命周期來說是有用的框架，并且可以通過分析游客數量、設施發展、本地參與、旅游影響、旅游企業發展等其他因素，確定旅游業發展的具體階段。以兩個模型為基礎，我們認為慕田峪和八達嶺的旅游業分處不同的發展階段。 作為中國最早開發且最為著名的長城景點，八達嶺是一個高度開發的旅游地，具備完備的旅歐設施和便利的交通條件。在近幾年，每年的游客數量穩定在一個很高的數值。在旅游高峰期，對于超出接待能力的大量游客的管理對于八達嶺來說是一項挑戰。通過現場調研我們也看到了政府對遺址保護所采取的高水平的管理和支持。在八達嶺景區規劃中，能提供綜合旅游服務的大規模的旅游開發項目已被寫入其中。長城旅游是延慶的支柱產業，在八達嶺縣也有著較高的重要性。因此，按照Butler的模型，八達嶺可被劃入“鞏固”階段，由于已經觀察到出現了負面的社會和環境影響，并且存在著其他有競爭力的景點，例如人數正在增加的慕田峪，我們認為八達嶺可能正在走向“停滯”階段。 相比較之下，慕田峪是一個中等發展水平的旅游地，具有充足的旅游設施，適當的交通條件，并且在國內和國外的知名度與日俱增。在慕田峪，地方參與的水平要比在八達嶺高。慕田峪村在景區管理結構，以及由慕田峪村民專屬經營的景點企業管理結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迄今為止，沒有實施大型的開發項目。高端旅游服務項目，例如賓館、飯店、會議設施，都要依賴懷柔區乃至北京市的資源。就游客數量而言，慕田峪仍有繼續開發的潛力。在當前的發展階段，并沒有出現負面的旅游影響。因此，根據Butler的模型（1980年），慕田峪的發展階段可被視為從“參與”到“發展”之間的過渡期。 按照Aluquerque 和McLIroy的旅游發展進程三段論，八達嶺正處于“成熟”階段，其特征是旅游業在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游客高密度并擁擠，大規模旅游服務設施開發；慕田峪正在從“出現或最初開發”階段起步，其特征是出現了一定數量的食宿設施，小規模的地方企業參與，以及主客互動；并朝向“快速發展”階段邁進，其特征是國際知名度提高，正在計劃擴展旅游景點和設施。 盡管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兩個景點都接待很大數量的當日游客，他們上午到來下午離開，只是對景點進行一次粗淺的體驗，在景點的消費和很少。兩個景點的管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都認為，增加游客消費已經成為旅游業發展中的一項重要挑戰。此外，作為一個有著50年發展經歷的旅游景點，八達嶺已經度過了慕田峪以及北京其他長城景點當前正在經歷的發展階段。因此，八達嶺的經驗可以為其他長城景點的發展提供參考。 7.5 發展規劃 7.5.1 在地區發展中的重要位置 通過與景點管理人員進行交談，我們了解到，八達嶺和慕田峪均是各自地區的主要經濟來源；因此一般來說他們的發展對于當地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八達嶺，在八達嶺鎮和八達嶺長城風景區的地區規劃中，我們發現其他產業的規劃與旅游業發展均有關聯。正如前文所述，八達嶺的經濟空間影響范圍更廣。作為附近村莊主要的經濟來源，八達嶺長城是該地區吸引成千上萬的游客的主要景點。因此，開發新的旅游產品和景點，充分利用現有的自然和文化資源以及八達嶺長城的品牌，是今后旅游業發展的重心。當前的慕田峪，旅游業的影響僅限于慕田峪村，在那里，對旅游業的高度依賴已經形成。在未來，需要更多的村民參與，這將有助于將慕田峪積極的經濟影響擴展到懷柔區更大的地方。 7.5.2 擴展趨勢 八達嶺和慕田峪的長城旅游區發展規劃，都希望將現有的旅游區擴大，將附近不同所有制的旅游景點、土地和資源納入到范圍中。希望更多的處于各個管理層面的利益相關人參與其中，例如更多的村民和縣城。因此，需要開展地區合作以及更高水平的政府支持，才能確保這些計劃的實施以及景點的協調管理。 八達嶺長城風景區有望被納入其中，并向人們展示“長城綜合軍事防御系統”，這其中包括八達嶺長城，水關長城，八達嶺長城遺址，岔道村，關溝峽谷和居庸關入口，從而讓來八達嶺的游客對這個地方的歷史、文化、軍事重要性有一個全面的了解。計劃建設五個具體功能區：世界文化遺產核心保護控制區、旅游服務區、健身休閑活動區、鎮中心經濟開發區、相關產業開發保護區。慕田峪風景區的規劃主要致力于擴大旅游區范圍，吸收三個慕田峪的旅游景點、石塘路和北京結。采取這樣的方式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將慕田峪長城旅游業的影響擴展到更大的范圍，并爭取被命名為國家級風景區，這樣的命名對景區面積是有最低要求的。 7.5.3 各長城群落之間的合作 八達嶺和慕田峪額發展規劃中都強調與同一群落中其他段長城之間的合作。正如上文提到的，八達嶺長城群落包括很多知名的已開發景點，聯通岔道村和關溝峽谷，形成了“長城綜合軍事防御系統”，這是本計劃將要向八達嶺的游客傳達的核心信息。因此，旅游資源之間的整合與聯系在八達嶺鎮發展規劃中被概括為“一個軸心、兩個城市、三個品牌、三個區域”。在慕田峪長城群落中，計劃將各個正在被開發的長城段與優美的風景相結合，形成慕田峪風景區的一部分，例如西接慕田峪風景區的箭扣長城，響水湖長城和黃花城長城（也叫水城長城）。 總體上說，八達嶺長城的已開發景點間都具有很強的歷史和文化聯系，希望在今后的發展中能建立合作。慕田峪的規劃中提出：在今后發展中，在慕田峪長城群落中的其他長城景點還未被開發之前，要通過加強建設附近景點來引入新優勢。 7.5.4 當地對發展規劃的態度 八達嶺和慕田峪的發展規劃都會導致土地使用權發生變化，店鋪的重新定位，村莊的遷徙或合并。這將不可避免地對當地社區帶來影響。正確處理當地居民的意見，對于計劃的順利實施十分重要。 鑒于長城是具有高度國際知名度的國家遺產，八達嶺和慕田峪都強調遺產保護的重要性。因此，將商鋪搬離長城被認為是當務之急。但是，這會遭到當地企業經營者的反對，因為他們需要接近游客來保證他們的業務。在八達嶺，借著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機會，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已經通過各種方式實施了店鋪搬遷。在慕田峪，由于當地居民反對，沿路店鋪搬遷計劃被擱淺了。從長期看，兩個景點都會不可避免地在新的地區規劃中制定村莊的搬遷和合并計劃。必須妥善處理來自社區的反對意見，兩個景點的地方政府和景點管理辦公室都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 在八達嶺和慕田峪，規劃制定大多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方式，主要涉及景點管理辦公室、各級政府部門、相關領域的專家和學者。當地居民大多被排除在論證和計劃制定程序之外。研究發現，盡管當地居民在生意和生活環境方面會受到這些規劃的影響，但他們卻并不很了解規劃的內容。兩個景點都主要從經濟角度考慮當地社區的發展，即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增加當地收入。但是，都沒有對旅游業對當地社區帶來的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影響進行考慮。 7.6 遺產保護中的地方參與 7.6.1 關于地方參與的討論 我們從旅游企業的影響范圍、參與的水平和類型、經濟收益、當地社區成本等方面討論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地方參與。 就旅游企業的影響范圍而言，八達嶺的78位參與調查者中有74%來自于八達嶺鎮，15%來自延慶區，3%來自北京的其他區，8%來自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來自八達嶺鎮的58個小型企業經營者中，55%來自距離景點最近的岔道村；29%來自于西泊子村，其他來自鎮的其他村。通過調查問卷和訪談，我們得知景點工作人員主要來自八達嶺鎮和延慶區。在慕田峪，所有的小型企業經營者都來自慕田峪村。一些人員主要來自于渤海鎮和懷柔區。此外，國外投資者也積極在慕田峪村參業旅游企業和村莊建設。 因此，在八達嶺和慕田峪，景點人員主要來自于景點所在地的鎮或區。慕田峪的小型企業經營者僅限于慕田峪村的村民，這是景點管理辦公室的優惠政策所規定的。在八達嶺，小型企業經營者主要來自于八達嶺鎮附近的村莊，但也有少數來自于北京其他區甚至北京之外的地方。因此，八達嶺在吸引小型企業經營者方面具有更廣的地域影響。慕田峪比八達嶺更具地方性。 其次，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參與水平也不同。慕田峪村位于慕田峪長城旅游區的右側，并接受慕田峪旅游區的管理，當地社區更易受慕田峪長城旅游發展的影響，并且更積極的參與旅游發展。根據調查問卷和采訪結果表明，慕田峪村的所有家庭都在景點經營業務，有些家庭甚至擁有多個類型的營業執照。在有些家庭中，參與旅游相關企業或組織的家庭成員非常多。52個小型企業經營者中的31個參與了調查，他們68%的人的家庭中有半數成員參與旅游相關企業。并且，10個參與調查者（33%）說他們的家庭成員中有90%都在旅游業相關企業中。此外，我們向23個村民發放了調查問卷，得到有效答復的有14份，其中有5人回答說所有的家庭成員都參與了旅游企業，4人回答說半數以上家庭成員參與旅游企業，5人回答說半數以下的家庭成員參與了旅游企業。因此，從慕田峪村的村民和小型企業經營者的關系可以看出慕田峪村的地方參與的水平比較高。 在八達嶺的78個參與調查的小型企業經營者中，我們獲得的關于有多少個家庭成員參與旅游相關企業的有效答復有75份。一半以上（56%）回答說有一人，36%回答有兩人，8%回答有兩人以上參與旅游相關企業。假設一般的家庭成員人數為3-4人，八達嶺的家庭參與水平要比慕田峪低。 就參與的類型而言，八達嶺和慕田峪的旅游業發展均刺激了地方創業，并創造了就業機會。在兩個景點，自創的小規模旅游企業是參與的主要方式，并為當地居民提供了充足的就業機會。在兩個景點我們也看到了大規模的創業型企業。在八達嶺，岔道村居民經營著一家巧克力工廠，為八達嶺和北京其他長城旅游景點的商店供應巧克力紀念品。在慕田峪，在該村居住的國外投資者投資創辦了小園餐廳和玻璃工作室，本地村民還創辦了一家維修清潔公司。 就經濟利益而言，八達嶺的當地居民不在店鋪選址的公開招標中享有優先權。但是，由于地理和信息上的優勢，大多數企業店鋪都是由附近村民經營的。小型企業經營者都表示店鋪的年租金正逐年增高，這已經對他們的參與能力和企業受益形成障礙。主要的景點修復工程已于2008年奧運會前夕完成，包括對道路的修復，對入口處和城墻的清潔工作，將小型企業店鋪搬遷至路旁以及滾天溝停車場的指定的商業區。盡管曾經希望2008奧運會能帶來更過的游客并提高景點的國際知名度，但是奧運會正巧與夏季高峰期處于同一時間，八達嶺短期內被關停用以舉辦自行車環形賽。旅游企業收到了影響，許多經營者抱怨說他們可能會無法支付到2008年年底的租賃費。很明顯，八達嶺的小型企業經營者比慕田峪的經營者承受著更大的經濟壓力，因為他們每年要支付高額的店鋪租賃費，并且相互間競爭激烈。在八達嶺，大量的游客通常會幫助他們獲得利益，但是這并不是絕對的保證。 相比較之下我們在慕田峪看到了更多的直接經濟利益。景點所有的店鋪的經營權都歸村民專有，并且不需支付租賃費，村民免于遭受來自外部的競爭，加之經營企業所需的初期投資非常低，因此收益得到了保障。外國定居者評論說，中國的城鄉差距依然很大。慕田峪村曾經經歷過人口減少和經濟衰退，中國的其他很多村莊也曾有過這樣的經歷。社區中的很多老年村民把他們的子女送到大城市。傳統的農業經濟正在衰退。但是發展旅游業不是解決農村發展中的問題的唯一方案，不同的社區有著不同的方案，外國定居者評論說，慕田峪長城擁有獨特的資源，發展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旅游業是刺激農村復興的一種方式。尤其是與大規模旅游業相比較，小規模旅游業更適于為當地帶來更多直接利益，原因是準入成本較低，當地居民可以輕松地管理小型企業。 最后，我們對社區成本進行了考察。在八達嶺，由于小型企業經營者居住的地方距離旅游景點并不近，不至于直接受到旅游活動的影響。在慕田峪，村民和游客共用一條連接景點和村莊的道路，并且這是村莊通向外界的唯一道路。因此，游客和交通工具不可避免地要經過村子，這對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會帶來影響。但是，由于慕田峪的旅游業發展正處于最佳水平（根據官方數據推算），當地居民還沒有看到對當地社區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在調查問卷和采訪中亦沒有被發現。 此外，由于具備緊鄰北京大都市的便利條件，北京的長城游客大多為當日游客。在八達嶺和慕田峪均是如此。大多數游客選擇在上午到來并在傍晚離開，他們帶來的影響僅限于這段時間且僅限于旅游區內。因此，除了經濟影響之外，旅游活動對當地社區日常生活帶來的影響是很有限的。 7.6.2 對當地參與的分析 圖7.2論述了參與決策制定與參與獲得利益之間的關系。在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參與決策制定和獲得利益水平對八達嶺和慕田峪進行定位。橫軸表示參與決策制定的水平，這里有兩個類別，參與或不參與，但是，在現實中情況會更為復雜，圖形應被設計的更復雜些來反映參與的程度�？v軸表示獲得利益的水平。在每個類別中，箭頭方向指向高水平的參與。根據調查問卷顯示，八達嶺和慕田峪幾乎所有的小型企業經營者都回答他們對景點規劃不了解，這表明沒有將景點規劃與村民進行有效地溝通，或者說當地居民并不關注景區的全面發展。根據慕田峪的外國投資者評述，在中國計劃的制定主要遵照自上而下的方式，村民和當地投資者并不過多地參與計劃的制定。因此，無論是八達嶺還是慕田峪的居民幾乎都不參與發展規劃和決策的制定；因此，在圖7.2中把他們劃入同一個參與決策制定的水平。 另一方面，盡管不參與決策制定，地方社區的力量對于景點發展中的某些事宜還是有影響的，是不可忽視的。例如，將沿路的所有店鋪轉移到指定的商業區這樣的計劃，在慕田峪遭到了村民的強烈反對，原因是他們擔心會損失自己的業務。盡管將店鋪搬遷到指定的地方并不一定會給銷售帶來負面影響，村民還是更相信與游客近距離接觸的現狀能保證他們獲得利益。尊重村民的意見，該計劃被擱置，管理辦公室也意識到在這項改革上需要一定的時間來與村民達成一致。 研究中發現，慕田峪和八達嶺的當地居民并不直接參與發展規劃和發展決策的制定，他們對這些決策也不是很了解。但是，當地居民已經發現了積極參與旅游活動并從中獲得經濟利益的方式。大量的游客為村民帶來了商機，并刺激了地方企業的發展。當地政府也通過優惠的政策鼓勵當地居民參與旅游業，例如將景點企業的獨家經營權交給村民，并免收租賃費，從而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增加地方收入和就業機會。在更為發達且商業化的八達嶺景點，針對當地社區的優惠政策的力度并不如欠發達的八達嶺景點。隨著租賃費的增加和競爭日益激烈，商業壓力越來越大。因此我們認為在慕田峪的地方獲益水平要比八達嶺高。（圖7.2） 我們將Arnstein的市民參與階梯（1969年）用于遺產旅游業，創造了一個二維框架來論述兩個景點的決策和收益的參與水平（圖7.3）。決策的參與和收益的參與在橫軸上作比較�？v軸代表參與的水平，分為不參與、象征性參與、市民權利三類。按照Arnstein（1969年）著作中的觀點，這三個類別各自又被分為子類（見圖7.3）。 以之前的研究為基礎，八達嶺和慕田峪在決策參與商都應定位于“告知”階段，即象征性參與的最低水平。就參與收益而言，慕田峪村的村民享有在景點開辦企業的優先權；因此慕田峪的村民要比八達嶺周邊的村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市民權利，八達嶺周邊的村民以個體經營者的身份參與旅游業，得不到這樣的支持。 這項研究表明參與決策制定和獲得收益之間并非是一種簡單地關系。參與決策制定并不一定會導致參與收益分配。同樣，不參與決策制定也并不一定會限制從旅游業中獲得收益的權利。就八達嶺和慕田峪而言，參與決策指定的水平都不高，但是，當地居民通過參與各種旅游業務獲得了經濟利益。 7.7 略 第八章 討論 8.1 概念討論 概念討論以以下兩種理論為基礎，這兩種理論也構成了遺產的矛盾屬性，即：遺產的多重層面和多重用途。這些理論在八達嶺和慕田峪的長城世界遺產地中均有體現，并得到了當地情況的印證。建議考慮這些概念性討論與遺產規劃和管理之間的關系。 8.1.1 遺產的層面：全球性或地方性 遺產的規劃和管理這一概念涉及來自不同層面的視角（Craham等人，2000年）。由其對于世界遺址地，地方視角和全球視角交織在一起，既要考慮全球性標準，又要考慮地方的特殊性（Craham等人，2000年；Black和Wall，2001年）。傳統上看來，全球標準和地方特點可以通過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來彼此鞏固。因此，需要做出充分的考慮來平衡不同層面上的權益，并在保護和管理世界遺產過程中加以強調。 盡管某一個遺產的全球價值和地方意義通常會存在分歧（Black和Wall，2001年），但是長城在地方、國家、乃至全球層面的意義和重要性并沒有明顯的差異。在八達嶺和慕田峪，景點的特色以其建筑結構、歷史和文化內涵為代表，因此與眾不同。從普遍的視角看來，共性在于它們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可以輕易地解釋并呈現給那些有著不同的歷史興趣和文化背景的人們，并且他們會很容易地理解。 長城附近的居民對長城已經具有了深深地依戀，長年以來，他們的日�；顒佣寂c長城的保護和旅游業發展相關。本地居民表示，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很早的時候就參與長城的修復工作。據調查問卷顯示，他們因為和長城有著密切的關系而感到驕傲，隨著長城國際知名度的擴大和旅游業的不斷發展，這種自豪感也不斷增加。 世界遺產稱號，代表著對遺產的重要性的全球性認可，以及國際上對遺產保護的認可。獲得該稱號的程序和規定，在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方面講全球和地方聯系起來，為全球和地方在遺產問題上的互動提供一中官方渠道。但是，我們在八達嶺和慕田峪看到，這種官方的全球-地方互動并不直接明顯，除了偶爾出現的跡象之外，互動均處于地方或景點級別。直接監管權由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承擔。 世界遺產稱號被普遍地認為是增加游客數量并促進當地旅游業發展的一種保障（李等人，2008年；Shackley，1998年Van der Aa等人，2004年），它有助于傳播最好的管理經驗（Bandarin，2004年），并吸引來自國內外的支持（Shackley，1998年）。但是這些影響的強度會根據景點的特性而不盡相同（Bandarin，2004年）。在獲得世界遺產稱號之前，長城就已經在國際上久負盛名。近幾十年，八達嶺和慕田峪的旅游業發展明顯迅速，但是游客熟練的增加以及遺產資源的開發，并不能完全歸因于世界遺產稱號。 這些變化在哪些方面及怎樣的程度上可以歸因于世界遺產稱號？當地居民和景點管理官員在該問題上存在著意見分歧。據調查問卷顯示，兩個景點的當地居民均承認世紀遺產稱號對于提高長城國際知名度以及增加游客數量有著積極的影響。但是，據兩個景點的管理官員評論，世界遺產稱號對于旅游業發展、國際知名度、增加游客數量的影響非常有限。正如上文所述，對景點的管理和監督，主要是由中國的政府部門通過層級管理結構實施。盡管如此，當地居民和景點管理官員都一致表示獲得了世界遺產稱號后對遺產保護的關注增強了。此外，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長城代表段，八達嶺要比慕田峪獲得更多來自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財政和管理支持。這說明世界遺產稱號對于引導政府對指定的景點投入支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無論市財政支持還是管理支持，這也印證了Shackley（1998年）提出的觀點，即世界遺產身份增強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從政府或其他渠道獲得資金的可能性。 表8.1 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全球-地方關聯
至于社區對全球-地方關系的評價，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參與調查者存在著意見分歧，詳見表8.1。八達嶺的參與調查者（平均數為.19和.16）對于世界遺產稱號對旅游業和當期企業發展的積極影響的認可程度要比慕田峪的參與調查者（平均數均為.83）的認可程度低。兩個景點的大多數參與調查者都承認稱號對遺產保護的積極影響。這個結果表明，和慕田峪相比，在八達嶺有相當大一部分的小型企業經營者已經認識到：由于世界遺產稱號以及相關保護工作帶來的高標準要求，已經對景點旅游業和當地企業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不利影響。 經濟利益 地方利益 平衡線 全球關注 遺產保護 圖8.1 遺產旅游業中地方利益和全球關注之間的關系 盡管八達嶺作為長城的代表段在遺產保護方面受到了更多的國際關注，但是八達嶺和慕田峪都是中國著名的長城景點，接受來自國家或地方文化遺產部門的管理和監督具有類似性。然而，正如第七章中分析，和八達嶺相比較，慕田峪正處于旅游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因此，慕田峪和八達嶺的參與調查者的意見存在差異，說明了全球-地方矛盾會隨著旅游業的發展而發展。這在從前的研究中是沒有提到過的。正如圖8.1中的圖表演示，隨著旅游業的深入發展，旅游業對社區和遺產資源的影響會逐漸增大。同時，當地社區會對旅游業的參與會更有經驗，并且在經濟上更加依賴旅游業。在地方層面對經濟利益的要求越高，從全球角度看對遺產保護的挑戰也就越大。因此，通常會優先考慮經濟發展的地方利益和要求加強遺產保護的全球關注之間的矛盾也就越來越明顯。因此，調和遺產旅游業中的全球-地方之間的矛盾的必要性，在高度發達地區比欠發達地區顯得更為突出，并且，在某些特定地區，旅游業發展到一定水平時亦是如此。 此外，正如Shackley（1998年）、Hall、McArthur(1998年)等一些作者所論述的，世界遺產地的全球-地方互動通常通過官方渠道發生，例如由國際委員會向地方遺產管理部門提供指導和專業意見。但是，在該研究中，我們在慕田峪發現了非官方的國際-地方活動渠道，即外國人以村民和旅游企業經營者的身份積極參與地方水平的村莊發展。雖然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非官方的互動方式，但卻在慕田峪得到了有效地發展，這為慕田峪的發展引入了國際視角，并為它提供了與美國村莊的對話機會，這兩個村莊的旅游業發展現狀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類似性。然而，這樣的互動并不是世界遺產稱號所帶來的。雖然慕田峪的這種發展模式不可能供其他地方照搬，但它卻展示了非官方全球-地方互動模式的有效性和靈活性，在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中，這可以作為傳統的官方模式的一種補充。根據具體的情況，這種方式可能適用于其他的地方。 8.1.2 遺產的多重使用 在當代社會，遺產具備社會政治用途和文化經濟用途（Craham等人，2000年；Nuryanti，1999年；Tunbridge，2007年）。在制定規劃和實施管理過程中，應對時常會產生沖突的各種用途（Craham等人，2000年）進行審視和平衡（Henderson，2002年）。在八達嶺和慕田峪，遺產的所有使用均已發生。并且在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情況下，各種用途的優先順序也會不同。 遺產的經濟用途，主要是旅游業，體現了巨大且正在增長的旅游業市場，這種用途優先于大多數其他用途（Ashworth 和Howard,1999年；Tunbridge，2007年）。在兩個研究地點均體現了這一點。遺產是發展國際旅游的重要資源（Craham等人，2000年），旅游業發展將不可避免涉足遺產地，尤其是世界遺產地（Bandarin，2004年），由此將產生巨大的影響（Craham等人，2000年），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Chang,1997）。因此，遺產和旅游業之間的關系具有共生與矛盾并存的特點（Nuryanti，1999年；Tunbridge，2007年）。如何平衡遺產資源的保護和旅游業利用之間的關系因此尤為重要（Aas和Ladkin，2005年）。 從經濟角度看，根據Aas等人（2005年）的觀點，旅游業被認定為八達嶺和慕田峪的主要經濟來源。許多當地居民現在都以各種方式參與到旅游業相關企業中。旅游業提供就業和創業機會，并提高當地居民和政府的收入。兩個景點的旅游發展規劃中都提出了要擴大旅游業發展及其經濟影響。兩個地區的家庭收入都大部分來自于旅游業，這體現了對旅游業的高度經濟依賴性。通過與景點管理人員的交談，他們表示應強調對長城的保護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按照Garrod和Fyall(2000年)的觀點，這也是遺產規劃和管理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重要方面。大量的旅游收入被用于遺產保護，再結合有限的政府支持，能夠滿足長城保護所需的高額的財政要求。因此，在兩個景點的研究結果印證了這樣一個理論，即旅游活動可以創造收入，并有助于獲得公眾對遺產保護的支持（Aas等人，2005年；Peters，1999年），提高當地社區的生活水平（Tunbridge，2007年）。因此，即便有些人可能會對這些旅游業的方式持保守態度，但是八達嶺和慕田峪利用旅游業為遺產保護提供資金，并提高了當地經濟發展水平，都可稱為是優秀的典范。 從文化角度看，文化是不斷變化且可以繁殖的（Craham等人，2000年）。它經歷了持續的解釋和重新解釋（Harrison，2005年）。在該項研究中，旅游業提升并鞏固了長城的知名度，并加深了它的文化和歷史意義。例如，在八達嶺通過整合附近資源，形成“長城綜合軍事防御體系”，長城“和平”的象征意義在旅游業中得到了彰顯和豐富，這也將指導八達嶺長城風景區的進一步規劃。在八達嶺和慕田峪建立的長城博物館也有助于在游客和當地居民中間宣傳和推廣長城的歷史和文化。 普遍認為，文化遺產代表了一種特殊的視角以及社會中的主導群體（Craham等人，2000年）。對長城意義的主流解釋是以中部中國視角為基礎的。盡管在最初它是用于防范侵略的軍事防御建筑，但是這并沒有貶低某些相關群體的身份價值，例如被隔在長城之外的北方少數民族。因此長城已經演變成國家的象征，對所有中國人都具有意義，不論他們的民族和地域。 正如Petersen（1995年）和Nyiri（2006年）的觀點，驅動中國本國游客到景點參觀的主要動力，是他們對體驗和了解文化歷史意義的渴求。這使得文化遺產成為中國諸多旅游線路中的核心位置（Nyiri，2006年）。因此，作為中國最著名的景點之一，長城能夠滿足中國人親身體驗“具有文化意義的景觀或景點”的旅行愿望（Nyiri，2006年：93）。我們在網上瀏覽八達嶺和慕田峪的游客寫的旅游日志，大多數作者表達了他們在游覽長城時的自豪感，這作為一種個人成就感，印證了毛主席的那句名言：“不到長城非好漢！”。在日志中，作者還經常引用詩詞來抒發自己的旅行感受。 從社會政治角度，長城代表了中國的國家身份。作為最負盛名的代表段，八達嶺長城被國際上認可為中國的象征，并具備重要的政治功能。作為外交功能場所，八達嶺自正式開放以來已經接待了440多名國家領導人（八達嶺宣傳手冊，2008年）。此外，八達嶺長城還經常被選作舉辦各種國內外會議的場所，例如音樂會、體育盛會、電視節目等等。一方面，通過擴大宣傳和提升國際知名度，社會政治用途可以強化旅游用途。另一方面，景點的日常旅游功能，可能會由于社會政治用途，尤其是國家級的政治用途而被中斷或停止。例如，在北京奧運會自行車環形賽期間，以及國家領導人參觀期間，八達嶺長城曾一度被關停，這曾給當地的企業造成損失。與八達嶺相比較，慕田峪的這種政治責任要小很多，中斷旅游用途的情況也非常少見。 總之，在八達嶺和慕田峪，文化遺產的經濟或旅游用途、文化用途、社會政治用途共存。社會和政治用途雖然非常重要，但畢竟是偶然性、有一定條件的，對旅游業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在八達嶺和慕田峪，旅游用途都是持續日常的。長城憑借著它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吸引游客并鞏固旅游業的發展。文化遺產的旅游用途，既為遺產保護造成威脅，又能為其帶來財政支持。文化價值和意義可以通過旅游業的發展而被強化。應該可以在景區規劃和管理過程中尋求到一種遺產保護、文化提升、旅游業發展之間的平衡方式（Aas和Ladkin，2005年），并充分地考慮各種用途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令人欣慰的是，在八達嶺和慕田峪的景區規劃中，已經顯出除了對這些不同用途的認識以及為平衡這些用途做出的努力，即在旅游業發展和擴張的同時，應強調遺產保護和文化提升。 8.2 經驗意義 首先，我們討論在遺產旅游業中的遺產管理相關人之間的合作和地方參與相關人之間的合作。由于是在中國新出現的，這兩種在中國新興起方式需要中國學者和中國政府給予更多的關注。作者對已將了解到的八達嶺和慕田峪的發展規劃進行了重新回顧，從而確定在遺產發展規劃中在多大程度上考慮了當地社區。 8.2.1 遺產管理中利益相關人的合作 從事遺產旅游業的利益相關人的范圍很廣（Timothy 和Body，2003年）。有著不同利益的各種利益相關人，要想在經濟和社會利益上獲得平衡，就必須在規劃制定和發展過程中開展合作（Aas等人，2005年）。應將主要的利益相關人在發展中的利益和角色放在首要位置上審視（Aas等人，2005年；Read，1997年）。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受到經營、結構、文化限制，通常很難實現這種合作方式（Tosun,2000年），這也是本次研究將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在中國背景下，遺產管理中主要的利益相關人應包括國際遺產委員、相關的政府部門、當地政府、旅游企業、當地社區，以及游客。在遺產規劃和管理進程中，應考慮并協調主要利益相關人不同的利益和優先順序，從而實現平衡發展，保證收益和成本的合理分配分擔。 首先，在中國，文化遺產的管理執行從國家到省、市、地的層級管理結構。多重政府管理結構也被認定為中國的遺產管理的一種特征。各種政府部門都要介入，涉及遺產保護、建筑、旅游開發、森林、水資源、環境保護、民族問題等等。各級政府層面（Drcdgc，2004年；Nyiri，2006年）以及不同政府部門（Wan，2004年；Zhou和Huang，2004年；Jiang，2006年）之間重疊的角色和責任，是中國世界遺產保護工作的一個特點。這增加了管理的困難。每個景點具有不同的自然、文化、社會情況，這都將影響管理框架的結構，例如哪些部門應該介入，以及它們應該處在什么樣的地位或級別。 研究中發現，在八達嶺和慕田峪，從國家到地方的政府部門，文化遺產管理局和旅游局的各級部門，構成了景點管理人員的三條主線。由于保護長城的重要性，文化遺產管理局的重要地位尤為突出。八達嶺和慕田峪復雜的管理結構都反應了中國世界遺產的這種獨具特色的多重部門層級管理結構。 為了解決這種多重政府部門管理的復雜問題，許多學者提議在現有的政府結構中成立一個世界遺產部門，以確保在國家層面上對世界遺產進行直接有效的管理（Cai，2006年；Fan和Zheng，2003年；Liu，2005年；Song,2006年；Tao，2002年；Wan，2004年；Wang，2005年，Zhou，2006年；Zhu，Li，2005年）。但是，中國具有較高行政權的自上而下的層級管理系統也應被考慮在內。Wan(2004年)提議建立省級和市級的世界遺產部門，以確保地方對中央政策和條例的落實。但是，考慮到遺產分布具有不平衡性，擁有世界遺產的省市的數量畢竟有限，在將來，如果有其他景點獲得該稱號（如果某些景點管理不善，可能會被取消該稱號），分布可能會發生進一步變化，這樣的系統設置需謹慎，如果它國家級的，有可能會導致機構冗余的風險。因此，對于在中國設置這樣的世界遺產或一般國家遺產管理系統，應對其優勢和劣勢進行更多的考量， 8.2.2 遺產旅游業中的地方參與 在遺產旅游業中，當地社區被認為是受到影響對多，但擁有的權利卻最小的利益相關人（Nuryanti，1996年；Aas等人，2005年）。正如第二章中的圖2.5所示，在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過程中，遺產地及其社區之間可以形成一種相互支持的關系。因此，理論上說，世界遺產地的發展不應由當地居民負擔費用。應做出更多的努力來順應當地居民的價值觀和需求，提高當地生活水平并強化社區的功能（Zhou和Huang，2004年）。在以下段落中，我們將從兩個角度討論遺產旅游中的地方參與：地方依賴及其與遺產旅游的關聯；以及對遺產旅游中社區參與的評價。當地社區是指八達嶺和慕田峪景點的居民和小型企業經營者。 8.2.2.1 地方依戀及其與遺產旅游的關聯 地方，是由人類活動或經驗所形成的，與人類共生并經過一定時間發展和變化（Bricker 和Kerstetter，2000年；Davenport和Anderson，2005年；Tuan，1974年）。地方依戀包括地方依靠，是與一個地方的功能性關聯，地方認同，是對一個地方的情感依戀（Bricker和Kerstetter，2000年；Davenport和Anderson，2005年）。在填寫調查問卷時我們與當地社區人員進行了交談，在八達嶺的許多當地企業經營者驕傲地提到他們以及他們村的村民是如何自上世紀50年代就參與八達嶺長城重建工作的，并以他們在八達嶺經營旅游企業而感到自豪。慕田峪的村民也提到了他們是如何在早期保護慕田峪長城的，并表示他們一村莊和長城優美的景色而感到自豪。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八達嶺和慕田峪的社區居民，多年親身參與長城的保護和旅游業的發展，都已經對長城積累了一定的功能依戀和情感依戀。 地方依戀的概念被定義為“聯系個人和某一地方的一種積極的影響”（Hidalgo和Hernandez，2001年），體現在本次研究中就是將對由于旅游業發展導致的地方依戀變化的要素進行識別和分析。按照Hidalgo和Hernandez（2001年）的觀點，地方依戀的主要特征是“一個人愿意留在該地區的傾向”。此外，按照，Manzo和Perkins(2006年)的觀點，人際間的、社區的、文化的關系也有助于地方依戀的形成。 表8.2體現八達嶺和慕田峪當地企業經營者的地方依戀的社會和文化影響因素
Davenport和Anderson（2005年）稱地方依戀是一種致力于發展的成型的觀念、態度、潛在行為。就這方面而言，它可以通過影響社區成員參與社區事務的能力和意愿，與社區參與結合在一起（Manzo和Perkins，2006年）。在八達嶺和慕田峪，當地社區通過旅游業的發展，加強了他們對長城以及家鄉價值和魅力的認識，這增強了他們作為社區成員的自豪感以及他們留在本地的意愿。 遺產旅游與當地社區和地方之間的關系緊密相連。當地社區對遺產地的依戀感對于社區參與遺產保護和旅游業非常重要。一方面，在遺產旅游業開發的早期階段就應該與當地社區成員進行交流，以確保從自然和社會角度理解當地社區居民留在本地的價值和意義，并將其寫入發展規劃中（Davenport和Anderson，2005年）。對社區依戀感的理解和尊重，將有助于在溝通中有效地解釋社會變化并獲得理解（Manzo和Perkins，2006年），甚至可以用來獲得當地社區支持和有效參與。但是，在研究中發現，地方依戀的概念及其與遺產旅游的關聯在中國環境中是一種新的觀念。并且，甚至在嘗試這種溝通的少數案例中，當地社區對景點的依戀感以及他們對社會和文化變化可接受性的觀點是很少被考慮或評價的。 研究中發現，旅游業發展可以影響或強化社區依戀。進而可能會影響社區成員在遺產旅游業中對社區參與的態度和行為。通過旅游業發展加強社區依戀，應被確定為一種遺產地的發展規劃和管理目標。隨著旅游業的發展進程，應通過與社區成員日常交流來測定社區依戀程度�？紤]到社區參與在遺產旅游業發展中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社區依戀、社區參與、遺產旅游業發展三者之間可能形成一種相互支持的循環。 認識到社區支持和參與在發展遺產旅游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世界遺產地中的重要性，我們應考察社區怎樣在功能上和情感上對當地產生依戀，并在發展規劃和進程中加以體現。通過這樣做，遺產地的自然、社會、文化價值將會得到妥善地保存，同時作為一個景點向游客展示。 8.2.2.2 對旅游業發展中地方參與的評價 旅游業發展中的地方參與有多種形式，它們可以被歸為兩大類：參與測測和參與獲益。決策的地方參與是指社區參與遺產地規劃和發展中的決策制定。當地社區的的利益來源于各種形式。經濟利益，例如增加當地收入，創造就業機會，這也是當前大多數地方社區、政府、學術界的主要著眼點。但是，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看，還可以發現其他的獲益方式，例如通過提高地方自豪感、了解地方魅力、增加地方教育機會、建設社會資本、增加向外部世界戰士的機會等方式，來獲得強烈的依戀感。盡管在本文中沒有過多地討論，這些非經濟方面的利益也是地方利益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在八達嶺和慕田峪的調查問卷中都體現出了這樣的利益。 在八達嶺和慕田峪開展的研究說明：無論在社區級別還是個人級別，參與決策制定和獲得利益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聯系。參與決策制定并不會自然地導致參與獲得收益。同樣，不參與決策制定也不一定限制從旅游業中獲得收益的能力。在八達嶺和慕田峪當地居民并不直接參與規劃和發展決策，其他研究也表明這在中國是一種常見的現象（Huang，2006年；Zhang 和Ma，2006年 ）。但是，當地居民通過參與各類旅游企業獲得經濟利益。此外，他們獲得了強烈的對景點的依戀，表現為當地自豪感，對當地魅力的認識，對繼續生活在該社區的希望等。通過與來自全中國乃至其他國家的游客交流互動，居民還開始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在兩個景點，這都被看做當地社區重要的非經濟利益。 應從兩個角度評價旅游業中的地方參與：決策制定和獲得收益。按照Arnstein的市民參與遺產旅游業階梯模型（1969年），我們發明了一個二維框架來論述在決策制定和獲得收益方面的參與水平，詳見圖8.4（之前曾在第二章和第7章中介紹過）。通過該框架為某個景點進行定位，將有助于演示社區參與的效果，并且含蓄地支出需要改進的方面。 就八達嶺和慕田峪而言，當地居民已被告知景區發展規劃和管理決策。但是，所提供的信息并不詳盡，并且沒有覆蓋全部村民。決策是由景點管理辦公室在與專家磋商后制定的并獲得相應政府部門的審批。因此，就參與決策制定而言，八達嶺和慕田峪都處于“告知”的位置上，也就是象征性參與的最低水平上。就獲得收益而言，慕田峪村的村民獲得了在景點經營企業的專門授權。相比較而言，來自八達嶺周邊村子的居民以個體企業經營者的身份參與旅游業，并不享受任何特權支持。因此，慕田峪被定義在“授權”位置上，八達嶺被定義在“合作”的位置上，這兩個位置均屬于“市民權力”這一類（見圖8.4）.將兩個景點在框架中定位，有助于從參與決策制定和參與收益兩個角度了解他們各自的參與水平。通過論述我們發現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地方參與在獲得收益的角度上看都處在令人滿意的水平上。但是，兩個景點管理決策的制定并沒有充分考慮當地意見。當地居民不參與與他們的生活緊密相關的決策的制定，這是在將來有待于改進的一個問題。 中國的社會體制與西方國家所奉行的不同，因此對民主和公民權利的理解也與之存在差異。在中國，中國政府（盡管各級政府和各部門之間無法總是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作為唯一的決策者已有幾個世紀，這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一種心理定式。利益相關人合作的觀念的效力和重要性盡管已被認可，但是對于中國來說是很新穎的。因此，無論從政府還是從當地居民的視角對地方參與的理解，與西方民主國家是有所不同的。這將會對地方參與旅游業的方式和水平造成影響。引導學術界針對中國世界遺產地中的地方社區開展研究具有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已被很多中國學者認識到（Deng，2004年；Huang ;2006年；Zhang 和Ma，2006年；Zhou 和Huang ,2004年）。該框架經證實是一種分析地方參與在旅游業中的效果的有效工具，并且可以指出有待發展的方面，尤其適用于中國和其他類似環境。 8.2.3 對發展規劃中關于地方社區的觀點進行回顧 我們對八達嶺和慕田峪的發展規劃進行回顧，以確認他們在遺產保護和旅游業規劃中對于地方參與的真實觀點。我們手中有慕田峪長城旅游區發展規劃（2003年）全文。相比較下，在八達嶺，我們手中只有八達嶺鎮發展規劃（2001年）全文以及一份關于八達嶺長城風景區規劃的介紹文件。因此，就后者而言，作者并未獲得詳細的景區發展規劃。 長城坐落于山村地區，兩個景點的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的發展都要植根于鄉村的發展。正如發展規劃中明確表示，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地方經濟包括以傳統農耕為基礎的山地經濟和旅游經濟。旅游業已逐漸取代傳統的農村經濟，并成為該地區的主導產業，這使得當地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在規劃中，傳統的農村經濟活動已被并入旅游業的發展。例如，計劃開展農業旅游項目來豐富旅游創收，增加高附加值農產品和副產品，并增添旅游景點的旅游項目。這些項目包括水果和蔬菜采摘，農家飯和農家院體驗等等。在慕田峪這樣的項目開發水平要比八達嶺高，原因是慕田峪有著更為豐富的農業資源，并且具備果樹為主導的自然景觀。 保護長城的完好性和真實性，保護自然環境，發展旅游業，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增地當地居民收入，是兩個景點主要的規劃目標。發展戰略都從保護遺產和旅游業發展的角度進行論述的。社區參與旅游業收益分配主要是從狹隘的經濟角度考慮并規劃的，包括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提高當地收入水平。在規劃中，對于社區的社會和文化傳統會受到怎樣的影響以及應該怎樣緩和旅游業發展帶來的社會和文化影響這樣的問題的認識還不夠。同樣，根據現場調研結果表明，對當地社區參與旅游業的主要著眼點，仍然是如何從旅游業中獲得經濟收益并提高生活水平。 兩個規劃中明確表示，地方社區正在“阻礙”保護工作和旅游業發展。在慕田峪的發展規劃中，認為目前村子中的變化對旅游區的景觀影響最小。但是，兩個景點的發展規劃中仍然包括對旅游區內的一些老村莊的搬遷和重建計劃。此外，兩個規劃中都強調了規劃和開發附近村子的重要性，從而實現旅游區的全面開發，包括在村子里建設減少家庭垃圾污染的基礎設施，例如建設供水和水處理設施，通過植樹造林來滿足游客對旅游區高植物覆蓋率和優美景觀的要求。這些事情都當地社區確實有利，但這是應放在第二位關注的。規劃中提出要保留北京山區的地方建筑風格及以及傳統生活方式外觀，因為這些特色均被視為長城總體環境的一部分。盡管這一決定是從遺產保護和旅游發展的角度出發的，而并非從社區角度出發，但仍有助于保護當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就勞動力規劃而言，兩個地方的規劃都力求通過鼓勵居民從農業轉向第三產業，從而減少旅游區內的農業人口，包括資源維護、旅游業、運輸業、貿易類業務等。慕田峪的發展規劃還指出旅游業與當地發展的其他方面的互動和相互支持的關系：旅游業為過剩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地方經濟向第三產業的轉變為旅游區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以滿足保持景區內自然和文化資源的需求。 相比較下，慕田峪的發展規劃更充分地考慮了當地社區發展，認清了了社區在遺產和旅游發展規劃中的地位。尤其是在規劃中指出了旅游業和社區發展之間存在相互支持的關系，并建議將地方發展與旅游業發展想介乎，加強社區在景點保護和旅游業發展中的積極影響。該規劃中還承認了社區發展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旅游區實現社區發展和旅游發展雙贏局面的可能性。相比價之下，八達嶺的規劃更多地體現一種單向方法，認為社區收到旅游業的影響，但卻沒有承認社區發展對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的貢獻。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八達嶺長城具有較高的政治重要性，接受來自中央政府以及各級政府部門自上而下的高度管理。 8.3 本章小結 本章對文獻和現場調研中收集的經驗數據進行了分析，目的是找到在研究一開始提出的問題的答案。通過承上啟下的分析，對這些問題做出了直接或間接的回答。通過兩個方面進行概念討論，即：遺產的多重層面和多重用途，這也是造成遺產具有矛盾性的兩個因素。通過八達嶺和慕田峪長城的個案分析，討論這些概念是如何體現并得到支持的。建議重視遺產旅游規劃的內涵。并且，在遺產管理中的利益相關人合作這一經驗概念也已放在中國背景下進行了討論，緊接著是旅游業中關于地方參與的討論。后一項討論中解釋了地方依戀及其與遺產旅游業的關聯，并對遺產旅游業中的地方參與進行了評價。遺產旅游業發展中的利益相關人合作理念和社區參與理念，在中國都是新引進或新發明的觀點，應在中國的遺產研究中加以重視。我們又對八達嶺和慕田峪的發展規劃中對社區關注的部分進行了回顧，結果表明：遺產地的旅游業和社區發展之間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關系越來越得到認可。我們還發現，對社區的社會和文化價值的認可度較低，應隨著中國遺產地規劃中的經濟考慮加強這方面認識。 第九章 結論 作為一種有爭議的跡象，遺產因其多種用途和多種規模而具有矛盾的特征（Graham等人，2000年）。旅游業不可避免地牽連，旅游用途和遺產資源保護之間的關系具有共生和矛盾的特點（Nuryanti，1999年；Tunbridge，2007年）。這種矛盾在世界遺產地顯得尤為明顯，既要承認普遍性又要認識到地方特點。在世界遺產地，在旅游業和遺產保護之間獲得平衡尤為復雜，并且在國際、本國、當地的利益相關人之間，平衡他們不同的利益和權力也十分困難。理解國際倡導與世界遺產地地方特點之間是如何互動的，以及國際遺產稱號對遺產保護、旅游業發展、社區生活水平具有怎樣的影響，這都是十分必要的。應尋求適當的辦法，通過適宜的旅游業發展來保護遺產，既能符合國際標準，又能滿足地方特點，并擴大積極影響。這是一個需要廣泛學術關注的領域，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 9.1 主要觀點 世界遺產和旅游業相互依賴的關系已在本研究中得到證實。旅游業是八達嶺和慕田峪地區的主要經濟來源。擴大發展旅游業及其有利影響已成為一種希望，并明確地寫在兩個地區的旅游發展規劃中。由于八達嶺和慕田峪的長城長期以來就已經成為著名的景點，所以實際遺產稱號對于提高國際知名度和增加游客數量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很有限。但是這樣的稱號對于獲得政府對指定地點的遺產保護工作的支持，無論是財政上還是管理上的支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長城的保護工作，在某種意義上受到了游客數量劇增的旅游業的威脅。這在八達嶺尤為明顯，但是，旅游收入為長城的保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正確認識旅游業帶來的積極和消極影響以及發展遺產旅游業的必然性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世界遺產地。若想要尋求并實施有效的措施來實現有利發展，并平衡遺產保護和當地旅游業發展之間的關系，這樣的認識是很關鍵的。 第二，通過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個案研究，國際遺產委員會、相關政府部門、地方政府、景點管理辦公室、旅游企業，當地社區和游客均被視為中國世界遺產的利益相關人。在兩個景點都沒有發現來自國際組織的直接控制，例如由聯合國通過國際遺產公約來控制。我們對中國獨具特色的多重層級政府管理結構進行了考察。這種結構具有其局限性，由于各個層級和各種部門之間的角色和職責重疊，使得溝通和決策更加復雜。這種管理結構還根據景點不同的性質和文化環境而不同，了解這種管理結構的構成和內在關系，對于制定管理規劃和實施管理程序非常有必要。這一發現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國遺產地管理面臨的挑戰，并發現景區規劃和管理中存在的行政配置缺陷。 我們主要通過向當地小型企業經營者、景點工作人員、村民發放調查問卷的方式來分析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地方參與水平。我們發現八達嶺在吸引當地旅游企業方面具有更廣的地域影響力，慕田峪有著更強烈的本地眼光。在八達嶺和慕田峪，積極的經濟和社會文化影響都已經發生并被廣泛認可。盡管當地居民沒有直接地參與規劃和發展決策的制定，也沒有將這些決策有效地告知他們，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居民還是找到了積極參與旅游業的方式，并且獲得經濟利益和非經濟利益。我們發現，在遺產地參與決策制定和參與獲得利益并不一定存在關聯，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不同的社會體系中，政府和當地居民對于社區參與的理解并不相同。因此，我們提出并使用了一個框架，經證實可有效地用于分析地方參與與收益分配的效果關系，尤其適用于中國環境。該框架可用來從參與范圍和收益水平等角度對景點進行定級，體現了通過旅游業參與提高地方收益的需要，以及在中國的遺產地建立有效的社區參與機制的必要性。 9.2 貢獻 該研究通過將北京八達嶺和慕田峪長城世界文化遺產的個案研究進行對比，旨在分析在中國背景下旅游業發展和世界遺產保護之間的全球-地方聯系，并解決相關事宜。不同的利益相關人都承擔一定的成本獲得一定的利益，尤其是地方社區更是關注的焦點。此外，我們從研究的經驗數據中獲得一定的理論，用來幫助世界遺產地制定規劃并實施管理，尤其是在中國環境下。該研究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六方面。 首先，用于比較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對比分析法，在分析世界遺產地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關系中，是一個全新的視角。中國長城在世界遺產地中具有獨特的性質。在中國北部綿延大約6700公里，各段長城的地理、歷史、文化背景不同，保護工作現狀也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其說它是一個單一的遺產地倒不如說它是一系列遺產地。然而，所有的這些段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含義，即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象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長城具有一個統一的且被普遍承認的身份。我們謹慎地從北京長城各段中選出八達嶺和慕田峪，并在本研究中進行一次公正且有意義深遠的對比。憑借著同一個世界遺產稱號，八達嶺和慕田峪在地理位置上以及到達北京的交通條件上具有類似性，這使得兩個景點具有可比性。但是，它們從社會政治角度上看卻有所不同。八達嶺比慕田峪更具較強的歷史、文化、政治意義。就世界遺產的地位而言，八達嶺已經被開發了50多年，具備完善的旅游設施，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的知名度，是中國第一個也是最著名的長城景點。相比較之下，慕田峪處于中等發展水平，旅游業開發有20年的歷史，旅游設施充分，國內外知名度雖然相對較低但也正在不斷提升。我們從旅游業發展、遺產保護、主要管理結構、地方參與等角度對這兩個景點進行比較。這樣的對比方法在從其很少被使用，為世界遺產、旅游業關系、利益相關人合作、社區參與的概念討論提供了經驗基礎。 第二，通過從多重層面討論文化遺產的多重用途，對文化遺產的概念性理解程度得到了加深。我們認為在現有的管理體系中，國際遺產社區和中國世界遺產景區管理辦公室之間的全球-地方交流水平低且不直接。在慕田峪的外國定居者的行為，導致一種新的、非官方的、且有限的全球-地方交流方式產生。這種方式的有效性和靈活性顯而易見，表明它有可能適用于其他地方，但要視景點的具體情況而定。通過分析全球-地方聯系，我們發現，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之間存在的全球-地方矛盾，在高度發達的地區要比欠發達地區更為明顯。并且，遺產的經濟、文化、社會用途的共同存在及相互之間的關系，我們在兩個景點上都有討論。根據具體情況，這些用途的優先級也有所不同。概念性討論有助于深入了解文化遺產的矛盾性，以及這種矛盾在具體的遺產地中是如何體現的。這樣的認識可以用作制定規劃和實施管理的一種突破口。 第三，該研究加深了對世界遺產地的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之間相互依賴關系的理解。遺產保護被認為是獲得稱號和發展旅游業的前提。世界遺產稱號的巨大影響，可以引導政府對獲此稱號的遺產地提供支持，無論是財政上的還是管理上的。但是該稱號對于景點旅游業的發展、提高國際知名度、增加游客數量的積極影響是很有限的。另一方田，盡管旅游業發展帶來的游客會對遺產資源造成威脅，但是旅游業提供就業機會和創業機會，增加當地居民和政府的收入，為兩地的長城保護提供資金支持。這些發現表明旅游活動可以創造收入，并獲得公眾對遺產保護的支持（Aas等人，2005年；Peter，1999年），并有助于提高當地社區的生活水平（Andriotis，2005年；Nuryanti，1999年；Tunbridge，2007年）。因此，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之間的平衡是可以在實際遺產地實現的，并且現在已經實現了。 第四，中國有著不同的社會體系，政府和當地居民對于地方參與的理解也與創造這些觀念的西方民主國家不相同。這都影響了在中國地方旅游業的參與類型和水平。我們發明了一個框架并將其用在八達嶺和慕田峪，從而來從決策制定和獲得收益的角度來分析遺產旅游中的地方參與。在八達嶺和慕田峪，決策制定的參與水平都很低，都被歸為象征性參與。另一方面，從旅游業中獲益確是豐厚的。因此，盡管當地居民沒有直接參與決策制定，他們還是找到了從旅游業中獲得利益的方式。因此，該研究解釋了在發展中國家環境下，以及在不同的社會體制下，決策制定和獲得地方收益之間存在的關系。這表明，應對決策制定和收益分配進行分析，從而準確地評價遺產旅游業中的地方參與水平。并且，該二維框架是一種有用的工具，可以演示地方參與的效率的分析過程，并且可以在中國或其他地方，用于促進有效的社區參與并提高地方收益的深入研究。 第五、引用中國的文獻，期中缺乏對中國評估性的概念研究，并且Zhang和Bao（2004年）已經指出了在更多樣的景點中此種研究的必要性。關于中國世界遺產地當地社區的學術研究普遍被中國學者視為一種必要（Deng，2004年，Hang，2006年，；Zhang和Ma，2006年；Zhou和Huang;2004年）。尤其重要的是開展更詳盡的概念研究并提出明確的概念和框架（Zhang &Bao，2004年）。通過對八達嶺和慕田峪景點的對比研究，該研究將填補文獻中的空白，并推動與中國世界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之間的全球-地方關系相關的概念和經驗研究 。 最后，將國際學術中關于文化遺產的概念和經驗研究、在中國文獻中的發現、作者在現場調研時獲得的經驗數據結合在一起，該研究充分利用中國的優勢和西方的視角，將遺產研究中的概念框架應用并發展到中國的經驗研究中。作為中國國內外的遺產研究者的一次合作對話，該研究加強了中外學者之間關于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遺產地的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的研究的交流。 9.3 深入研究。 世界遺產稱號代表著遺產地最高的國際知名度。世界遺產地的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全球-地方關系是一個中國學者和國外學者都普遍承認的重大議題。該研究使用對比分析法比較中國兩個長城世界遺產地，從而來探索這個問題。需要在其他地方開展更多的研究，從而進一步理解這個問題，并從全球和地方兩個角度出發，提高對世界遺產地的規劃和管理水平。 首先，由于作者的溝通有限，本項研究中沒有引入中央政府官員的觀點，以及國家、市、地區級的遺產旅游管理部門的高級政府官員的觀點。然而，他們的觀點將會直接體現在中國遺產保護和旅游業中的層級政府控制和監管。盡管如此，如果在今后有條件實現溝通，我們將在深入研究中對這些方面加以擴充，從而加強對中國的管理結構和對政府角色的理解。 該研究主要針對于主要利益相關人（當地社區、景點管理官員、政府部門）的觀點。對于其他利益相關人（例如游客、旅游企業、媒體、國際遺產及旅游組織、非政府組織（NGOs））的角色和參與的研究相對較少。應該開展這一類的研究，以探索更廣范圍的利益相關人的觀點，并分析如何有效地吸收他們參與到遺產旅游業的規劃和管理過程中。尤其在遺產旅游業中作為的消費者的游客。同樣，應分析他們對遺產旅游的體驗期望，以及它們對遺產保護工作和旅游業發展的評價。因此，應了解他們的興趣和評論，并將其納入到世界遺產地的規劃制定和管理中。并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UNWTO）的官員可以參與深入研究，從而了解他們對于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的全球-地方關系的觀點，了解國際組織的角色，了解國際組織如何與地方力量有效地合作，并在當地對遺產地進行保護和開發。 此外，對同類的世界遺產地進行對比研究，可以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站考。這樣，有助于了解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世界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的不同之處，處理世界遺產中類似事件的經驗可以得到交流。并且，還可以對發達國家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在何種程度上能成功地適用于發展中國家進行探索。 八達嶺長城和慕田峪長城均在北京，處于同樣的社會法律體系之下，有著同樣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以同樣的城市公共設施作為旅游業發展的基礎。因此，在深入研究中，應在具有不同的經濟環境、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的地方之間展開對同類世界文化遺產的對比性研究。這些對比將有助于學者和從業者們交流經驗和創造性方法，從而對遺產地的不同狀況作出有效的回應。此外，還應對比在不同時間獲得稱號的世界遺產地，從而了解世界遺產稱號對當地發展有著怎樣的影響，尤其是這些影響是如何隨著當地發展而變化的。加強地方影響發展的力量、提高社區生活水平、保護遺產資源的重要意義，可以通過評估和傳播而形成指導方針，供其他具有發展潛力的景點應用推廣。 特別是，中國擁有大量的世界文化遺產地，很多都具有獲得該稱號的潛力。由于地區的巨大差異性，不可能提供一套標準的建議。當前研究僅針對于有限數量的著名景點，并不包括其他大多數。并且，大多數這樣的研究都是描述性的，缺乏重要的概念貢獻（Zhang和Bao，2004年）。因此，有必要對中國世界遺產的多樣性進行更詳細的經驗研究，從而了解面臨的具體挑戰并提出相關建議。同樣非常重要的是要通過清晰的概念和適當的框架闡述這些研究，致力于建立一個可廣泛應用的框架來對中國的世界遺產地進行開發和管理。 9.4 結束語 當今世界發展日益全球化，世界遺產地的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的全球-地方聯系是一個被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普遍承認的問題。為了實現加強對這些全球-地方關系的理解的目標，該研究通過在中國北京的世界文化遺產地——八達嶺長城和慕田峪長城實施對比分析法，探索了以下三個研究課題：世界遺產和旅游業之間的關系，利益相關人的合作、社區參與。由于政府對長城保護工作的重視，以及與北京緊鄰的地理位置，八達嶺和慕田峪的個案分析也許并不能普遍地代表中國的其他世界遺產地，但是，這卻體現了具有不同利益甚至是矛盾的多個利益相關之間必然存在的聯系，以及他們參與世界遺產規劃和管理的必然性。特別是，該研究揭示了旅游業作為一種方式，具有能力和潛力解決遺產保護和當地利益之間的矛盾，并提高世界遺產地當地社區的生活水平。該研究將有助于對世界遺產規劃和管理的實踐，并有助于對世界遺產的概念性和經驗性了解，并鼓勵開展更多關于世界遺產保護和旅游業發展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 世聯翻譯-讓世界自由溝通！專業的全球語言翻譯供應商，上海翻譯公司專業品牌。絲路沿線56種語言一站式翻譯與技術解決方案，專業英語翻譯、日語翻譯等文檔翻譯、同傳口譯、視頻翻譯、出國外派服務，加速您的全球交付。 世聯翻譯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國際交往城市設有翻譯基地，業務覆蓋全國城市。每天有近百萬字節的信息和貿易通過世聯走向全球！積累了大量政商用戶數據，翻譯人才庫數據，多語種語料庫大數據。世聯品牌和服務品質已得到政務防務和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大中型企業等近萬用戶的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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