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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不辭長做中國人
發布時間：2017-03-17 16:54 點擊：
● 他從美國到中國學習文化，愛上中國姑娘鳳子，從此扎根中國。● 他致力中國文學的翻譯，曾翻譯名著《水滸傳》，笑稱：“宋江救了我。”● 他和鳳子夫婦在政治漩渦中歷經苦難，終生不渝。北京什剎海一帶的小胡同外國游客絡繹不絕。在南官房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一位九十一歲的外國人清早起來，在院子里打太極拳。吃過早點，他推開柴門，漫步在小胡同里，和鄰居見面，用京片子打招呼：“您上哪兒？”“吃了飯沒有？”這位外國人不是游客，他在中國已經住了近六十年。嚴格來講，他也不算是外國人，早在1963年就加入中國籍。這位“華籍美人”的名字叫沙博理。這個名字是他在美國時的一位同學取的，意思是“博學明理”，“沙”是他英文姓的音譯。1962年，沙博理入住南官房胡同，從此就不愿離開。“現在小胡同的小孩都記得我。這叫人心里很暖和，很高興，所以我很愿意住在這里。”說起這兒的建筑，他富有深情，“北京老城的建筑反映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建筑這個玩藝兒很有美術水平，幾百年都不變的。香山水流下來，到了什么湖什么湖，后來入了后海，到了什剎海，最后又到中南海，水一直流到通縣。在北京這個比較干燥缺水的地方，大家都愿意住到離水不遠的地方。”沙博理還喜歡中國菜，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食品。以前，每到周末會有許多朋友到家里來，做各式各樣的菜，喝茶聊天。女主人鳳子好客，在戲劇、電影、文學界都有朋友，當中有馮亦代和黃宗英、楊憲益和戴乃迭、丁聰和沈峻夫婦。戴乃迭和沙博理在一起講英文。如今，客廳里掛著鳳子的遺像，老朋友也走了不少人。和南官房胡同相隔不遠的小金絲胡同，便是楊憲益的住所，可惜鳳子和戴乃迭這兩位女主人都不在了。退休以后，沙博理一直沒有閑著。除了翻譯，他行使政協委員的職責，常到全國各地考察，對一些問題提議案。前些年，因為鳳子在文藝界的關系，沙博理也在一些電影里客串角色，演外國人。在表現抗美援朝的影片《長空雄鷹》中，他演一個美國駐朝鮮的空軍司令：“簡直壞透了，所以當時我就說再不演戲了。”后來他還是在《西安事變》中演了一個蔣介石的顧問。沙博理手執煙斗，談笑風生，帶我在書房中看字畫，在院子里看花草，行動矯健。問起他的養生之道，除了打了幾十年的太極拳外，他說：“多動身體多動腦，不然就會生銹。但什么都不要太過分，也不要發脾氣，不要悶，開朗一點。”沙博理和鳳子的女兒原來是醫生，前幾個月退休，和父親同住，方便照顧。沙博理的外孫女和外孫女婿也都不愛住高樓，同住在四合院子里。外孫女婿是美國人。說起外孫女，沙博理神采飛揚，詳細地談起她在美國讀小學又回中國讀中學再去美國讀大學的經歷。“她在大學認識一個美國小伙子，他是個中國迷。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給他們在華盛頓找了工作。可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外孫女就說想回家，結果自己跑回來了，把美國小伙子也帶來了。前幾個月，就在中國結了婚。”我笑道：“鳳子把這個美國小伙子迷住了留在中國，沒想到幾十年后外孫女又把另一個美國小伙子吸引到中國來。”沙博理說：“應該國際主義，管它哪國哪國。”夫妻萬里結良緣1947年春天，沙博理帶著200美元，乘坐小客船從紐約來到上海。此前，他在美國做過律師，當過高射炮兵，二戰結束后在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學習中文。在上海，沙博理向鳳子學習中文。鳳子畢業于復旦大學，早期主演過《雷雨》、《日出》，抗戰時轉移到大后方從事新聞報道，抗戰勝利后，她回上海主辦進步雜志《人世間》。不久，沙博理和鳳子相愛，1948年5月16日結婚。南方都市報：1947年來中國以前，在美國的生活對你有什么樣的影響？沙博理：我爸爸是律師，媽媽是全職太太，我們算低層的中產階級，小知識分子啦。我年輕的時候跟著爸爸做律師，但并不喜歡這個。20年代以后，美國貿易所破產，失業率很高，那已經讓我受了影響。我白天工作賺學費，夜晚上夜校學習法律。我就是想著年輕人不要靠父母，自己要獨立。有一年我在一家大法律公司做徒弟，就發現這些人非常反動。雖然他們也是猶太人，但很贊揚希特勒，跟法西斯的思想很接近。所有這些都是跟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有關，我們每個人都無一例外地受到了影響。南方都市報：二戰期間你曾參軍，退伍后才學中文？沙博理：大學的時候我學的是法律，畢業后當了三四年的律師。二戰時我參軍，搞高射炮。后來美國當局需要一批軍人去學習各個國家的語言。我本來是申請學法文的，大學時候修的也是法文。后來去考試，雖然及格了，但由于那時候搞法文的人太多了，用不著我了，就安排我去學中文。南方都市報：那時候對中文還一無所知？沙博理：可不是，那時候從來沒想到過會去學中文和中國文化。他們讓我去，我就去了，去到大學里面，在那里認識了很多中國同學，彼此就做了朋友。跟他們在一起學習，我的興趣慢慢地就越來越大。除了語言，還有一些其他課程，后來一些中國人或在中國呆過的外國人來跟我們講課，我覺得有意思。這時候，我就下定決心不做律師了。南方都市報：為什么不做律師了？沙博理：我爸爸也是律師，我原來是跟他一塊兒的，可他在抗戰的時候去世了，我一個小伙子，就沒法搞了。此外，我也不喜歡搞法律，我覺得很庸俗：人家給我錢，我就得幫人家說話，給人打官司。正好新的興趣來了，喜歡上中國文化了，就索性扔掉法律，一心研究起中文來了。當時美國有個規定，你參了幾年的軍，回去念大學就給你幾年的學費。因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家比較多，所以我就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去了。在那里學了一年，然后我又去了耶魯大學，還是繼續學中文。在耶魯大學里認識了好多中國同學，后來熟了，他們就跟我開玩笑說：“你學的那個中文到底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紐約的華僑多，但他們說的都是廣東話。要繼續學中文就應該到中國去。我就特別想去中國看看，可那時候我沒錢，正好發下來500塊美金的退伍軍費，我就拿去買票了。那時候還沒有飛機，只能坐船，買不起大客船的票，就坐一個小貨船，大概300塊美金。那船很小很慢，從紐約坐到上海，花了一個月。南方都市報：來中國前，對中國的情況了解嗎？沙博理：那時候我從書本上知道一些，也看報紙，雖然了解有限，但我不是完全不知道中國的情況，但去上海我是誰也不認得。在耶魯大學等通知我來中國的時候，就有個中國同學托我把禮品偷偷地通過國民黨的海關轉送給他爸爸和舅舅。我到了那兒，中國人很熱情，對我好得不得了，就讓我住他們家。他們家有一個人會說一點英文，我那時候不會說上海話，普通話也就會說一點。我在耶魯大學還有一個演喜劇的中國同學，我們很要好，在大學他教我一個小時的中文，我教他一個小時的英文。我來上海的時候，他跟我說他有個朋友，叫鳳子，能教我中文。我到上海才三天，就去找她了。南方都市報：第一次見到鳳子，那時候覺得她漂亮嗎？沙博理：我覺得挺好看的，她已經三十二歲了，可是很苗條。怎么說呢？要說她美，她也不是非常美，但她表情很有神，感情很熱烈，叫人很喜歡。南方都市報：鳳子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沙博理：那時候她比我還大兩歲。她當時在做地下黨的工作，編了一個雜志叫做《人世間》，還演過很多戲。她爸爸是個老學者，所以她的家庭教育很不錯，她是復旦大學畢業的，文學功底很深。大學的時候，她有一個老師是戲劇家洪深。40年代，洪深把外國的話劇介紹到中國來，這以前中國的戲劇都是唱的，沒有光說話的。而他覺得外國的話劇很有意思，就讓那些學生將外國戲劇翻譯成中文，鳳子是他的學生，也參加這個翻譯工作，洪深那時候發現鳳子當演員很有希望。后來畢業了，她演出了曹禺的戲劇《雷雨》，這在抗戰的時候比較出名。抗戰期間，鳳子一直在內地演戲，后來回到上海，就又恢復寫散文、編雜志。南方都市報：那次見面后，你跟鳳子就開始交往了？沙博理：我們見面后，印象都挺好的，都覺得還可以。只是說話并不太方便，她的英文水平跟我的中文水平差不多，她是破英文，我是破中文，反正談著談著就明白了。她這人也很熱情，非要帶我去上海一個小飯館吃有特色的菜。后來我們就做了個決定，用中英語言對照來互相學習。那個時候就開始交往了，一個星期見兩三次面，慢慢地時間長了，我們就好了。這樣我才了解她所從事的工作，我幫了一點忙，后來也認識了她工作中的一些同志。通過她，我理解了很多事，比如中國的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上海也親眼看到了國民黨很殘酷，老百姓苦得不得了。很多農民打仗的時候流亡到上海來，沒有工作沒有錢，就睡在地上，餓死的、凍死的不計其數。每天早上都來一輛大垃圾車，把這些尸體運到郊區燒掉。我這人有正義感，覺得這樣太壞了。后來同志們讓我慢慢明白了，中國只有革命才行，沒有別的辦法了，到底由誰來領導，這我也慢慢清楚了。南方都市報：那時候對共產主義了解嗎？沙博理：也不是完全沒有了解。當時美國青年都有反法西斯斗爭，反希特勒、反墨索里尼，這些我在來中國之前就很清楚。我在美國的時候也跟一些青年搞搞地下進步的事，什么階級斗爭啦，這些詞我們不會說，可意思都是很明白的，有錢的人欺負窮人。所以這個理解的過程，并不是太困難。南方都市報：鳳子一個女孩子搞地下工作，你當時怎么看？沙博理：我很佩服她，在愛她之前我就尊敬她了。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在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下從事這么危險的工作，很了不起。南方都市報：你們1948年5月16日就結婚了，當天請了很多朋友？沙博理：好記嘛，“5·16”。(大笑)有幾百人，都是文藝界的。這是馮亦代調皮，開玩笑害了我們。大家都知道我跟鳳子好，可我們還沒定日子。馮亦代他自己說了，為了50塊美金的獎金，把這個消息賣給報紙，就給刊登了。結果文藝界的朋友就都來問我們了，要我們說具體的時間、地點。這樣就把我們弄得很被動，所以只好趕緊找一個地方把大家給請了。“文革”保命靠宋江鳳子從事地下工作多年，當得知國民黨準備逮捕她時，帶著沙博理離開上海，想到解放區去，后滯留在北平。不久解放，鳳子和沙博理從此定居北京。一個偶然的機會，沙博理開始了自己的翻譯生涯，此后將大量中國作品翻譯成英文，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水滸傳》。南方都市報：后來你跟鳳子離開上海去了北平？沙博理：我是1947年4月跟鳳子相識的，到1948年5月就結婚了。那時候鳳子還在搞《人世間》，國民黨的特務單位掌握了這些情況，把她列入黑名單，準備要抓她。我們得到這個消息就決定離開上海。我們想去解放區，想到延安去，組織上也批準了，還托給我們一個美國女青年，叫寒春，她才十幾歲。這樣我們逃亡路上就多一個責任了，還要管她，簡直就是瞎子領瘸子走路了。上到北平，就等著人來領我們到解放區去，拖了很長的時間才來人。我們先從北平去到天津，然后就開始琢磨怎么個走法，乘火車還是乘公共汽車？后來組織者決定讓我們坐公共汽車到濟南，再從那兒轉到解放區。為了掩人耳目，我們就演了一出戲。我是一個美國大律師，要去濟南；鳳子扮演一個丈夫剛去世的東北寡婦，也是要到山東某個地方去。總之我們之間的關系不能暴露，這個是荒唐的。(笑)我們頭一天離開天津，被一個國民黨憲兵站發現我們是假冒的。寒春原來有肝炎，剛剛好了，她去解放區怕沒藥，就隨身帶了個大麻袋，里面裝的都是藥，國民黨看到這么多藥，就認定我們是走私的，那時候走私的很多。而走私是要給他們錢打點的，我們不懂這個行情，事前也沒人跟我們說，所以沒給他們錢。他們就把我們攔下了，但話說得很客氣，要我們先回天津找美國領事館寫個條子，明天再來。這就完了，我們總不能讓美國領事館知道我們是干什么的。我們只好回了天津，在那里住了一兩天，組織上覺得算了，太危險了，你們別玩這個命了，你們就回北平吧，我們把解放區給你們送到家門口去。后來果然是這樣，很快就解放了。到北平后，鳳子馬上就有工作了，我是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律師，跟社會主義中國格格不入，沒法給我安排。過了一兩個月，我們認識的一個文藝界的朋友寫了一本書叫《新兒女英雄傳》，他們說，這個語言比較簡單，讓我試著翻譯，我沒事在家，就搞翻譯了。正好有一天，有個領導來看鳳子，發現我在翻譯這個，他看我喜歡翻譯工作，當時也沒說什么，第二天就通知我去對外文化聯絡局工作了。從那時候起，我就有工作了。外文出版社成立后，我就調到外文出版社去了，后來出了一個刊物，叫《中國文學》，楊憲益、戴乃迭也在那兒，我們一塊搞翻譯。南方都市報：你看了《新兒女英雄傳》，感覺怎么樣？沙博理：文字也不復雜，不是那么文言，此外，它寫一個斗爭，面對壞人，很不容易。我也喜歡看打仗這些玩藝兒，所以我很有興趣。50年代，我翻譯的書拿到美國去，還是被紐約正式的出版社所接受的。這不錯了，算是一個突破了。因為那個時候，美國并不愿意將紅色中國的出版物引過去。南方都市報：從《新兒女英雄傳》開始，你就大量翻譯中國的文學作品了？沙博理：對，那以后，我就搞翻譯了，主要是文學作品。開頭就是搞所謂的“革命文學”，像《保衛延安》、《林海雪原》，我也很喜歡，因為很有斗爭性。后來也讓我翻譯“五四”時候的作品，茅盾、巴金、趙樹理。再后來我就在《中國文學》雜志社了，在這里接觸到的就多了，小說、詩歌、戲劇，什么都有。有時候，我自己也喜歡從古典文學作品中找一兩個片段來翻譯，那時候就已經翻譯了幾個小片段了，挺喜歡的。真正開始翻譯古典文學是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上面問我愿不愿意翻譯整個的《水滸傳》，那我當然很高興了。后來因為“文化大革命”弄得亂七八糟，就被打斷了，所以我翻譯《水滸傳》不是連著的，就這樣做幾個月又停幾個月，直到1975年才把它完全翻出來。我原來是美國人，“文化大革命”不是說你里通外國嘛，你怎么沒事了？我說一個笑話：“宋江救了我。”(大笑)因為《水滸傳》的英文翻譯是很光榮的，了不起，我們外文局的派系斗爭很激烈，一會他掌權，一會又他掌權，翻來覆去，不管誰掌權，都愿意往自己臉上貼金，說是他領導下翻譯的《水滸傳》，所以他們都沒有麻煩我。南方都市報：在你之前，賽珍珠已經翻譯了一個版本了。沙博理：基本上是用我這個。我們編輯覺得給外國人看的話，這個故事是沒有結尾的。他們就想了一個妙的辦法，原來有金圣嘆的七十回，后來用一百回和一百一十回加上去，一直說到最后宋江死了，就變成一個專門為國外介紹的書，在國外很受歡迎。南方都市報：你什么時候開始了解中國的古典文學的，能閱讀文言文嗎？沙博理：我看了《水滸》以后開始慢慢了解中國古典文學。至于閱讀古文，除了《水滸傳》，我看《紅樓夢》也可以，《三國演義》就不行。《水滸傳》里面對話很多，跟現在區別也不大，困難的反而是它的思想感情難把握，這是古代的一個社會，他們穿什么衣服，拿什么武器，我都要琢磨。南方都市報：鳳子對你的翻譯事業有沒有提供過幫助和建議？沙博理：她對我的幫助特別大。那時候，領導叫我不要上班了。因為我們單位來了很多大學畢業剛分配過來的年輕人，他們有問題就老過來請教我，后來就發現我自己的工作時常被打斷，沒法一心一意做了。領導就叫我在家里翻譯，開會的時候再來。這樣我跟鳳子在一塊的時間就比以前更多了，她的父親能寫文言文，她的文言功底又比較好，所以很多問題都可以問她。不僅是詞兒，而且人的思想感情，她也能給我解釋。那是中國幾百年前的東西，我不通過鳳子，理解起來確實很困難。不但我，可能一些中國的青年看那個東西都不一定能完全理解。患難與共長相守這對中美合璧的夫婦，彼此的感情一次次面對不同國度沖突的考驗。抗美援朝時，鳳子曾到前線訪問，差點被炸死，一度使她對丈夫的感情蒙上陰影。“文化大革命”當中，鳳子曾有四年時間受到審查，沙博理始終對她不離不棄。南方都市報：1949年開國大典的時候，你跟鳳子一起參加了？沙博理：這是剛解放的頭一次大事。我們都去看了，在觀禮臺看閱兵。南方都市報：聽說鳳子當時激動地哭了？沙博理：她太感動了。鳳子是個女的，感情很豐富。看到幾十萬人在吶喊歡呼，這個場景不但是她，連我都動感情了。她哭了也是高興啊。南方都市報：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人反美的情緒很高，鳳子也到過抗美援朝的前線，你當時自己有什么樣的感受？沙博理：當時的反美情緒是很高漲，抗美援朝的時候，鳳子還去過朝鮮。我那個時候已經有了這么一個理解水平：無論美國還是中國，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場，持哪個階級的觀點，中國反美，反的是美帝國主義，不是美國人民。侵略朝鮮的是美帝國主義，不是美國人民，當時我也是反美帝國主義的，這沒什么。南方都市報：鳳子去了朝鮮，同行的演員有人犧牲了？沙博理：鳳子跟一個慰問團一起去的，其中有個天津的相聲演員，在美國的飛機掃射下犧牲了。本來鳳子也差點死了，多虧有個小士兵把她推倒在地上，壓在她身上保護她，那個子彈離她的鼻子就差那么點兒，很危險。她回來后，心里就很矛盾，對美帝的仇恨很深，偏偏丈夫又是個美國人，所以有一兩個星期我們關系很窘。后來是她的組織來批評她，勸說她，說你要反的是美帝，不是你老公。她后來明白過來了，我們的關系就好起來。南方都市報：1949年以后，鳳子從事什么工作？沙博理：她加入了戲劇作家協會，做了《劇本月刊》的主編。這個雜志里收集了很多新劇本，在全國各劇團都有影響力。她是黨員，所以同時還做些組織工作，幫一些年輕作家寫劇本，介紹、修改什么的。鳳子這個人很熱情，年輕人有什么工作問題、生活困難都找她。南方都市報：后來鳳子受到一些沖擊？沙博理：“文化大革命”，江青領導的“四人幫”搞了她。江青解放前在上海做演員，鳳子那時候也在上海做演員，都相互知根知底。鳳子非常了解江青這個人，包括她以前的生活和男女關系。所以江青一上臺首先就打擊這些人，胡編亂造給他們扣各種各樣的帽子，鳳子也是受打擊的人之一。她后來雖然沒事了，但這個過程中是很苦的，她受到了審查，還進了“五七干校”，別人都不太嚴，周六周日還可以回家，但她不行。這么一來，差不多四年，我們都很少見面。她回不了家，我想我還可以去看她，可同志們又都勸我別去，說那些家伙都極左得一塌胡涂，我一個美國人跑去干校看她，那些人就更要亂說了。南方都市報：你們的女兒叫亞美？沙博理：亞洲和美洲。其實更早的時候，因為南方都管小丫頭叫“阿妹”，我們也就叫她“阿妹”，后來就變成“亞美”了，我們夫妻又是亞洲，又是美洲，這正好又合了亞洲和美洲的意思。南方都市報：那當時是你在照顧女兒？沙博理：她那時候還是個學生，剛高中畢業。“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因為我們就一個孩子，所以分配的地方離家還不太遠。她分配在通縣造紙廠，這樣一來，她就成了工人階級了。(大笑)那時候交通沒現在這么方便，離家說近也不近，所以她很少回家，頂多一個假期回來一次。我還讓她到干校去看她媽，她也去了一兩次。南方都市報：鳳子后來有沒有跟你談她在“五七干校”時候的經歷？沙博理：那當然，談了很多。南方都市報：她那幾年應該是很難受的。沙博理：她覺得很冤枉。她干了一輩子革命工作，結果被江青亂扣帽子。南方都市報：郁風在上海也認識江青，“文革”中也被關了七年。沙博理：是啊，鳳子、郁風、苗子都太了解江青了，知道她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就都沒好果子吃。久居中國六十載1963年，沙博理的母親從美國幾經輾轉來到中國，受到沙博理夫婦和親朋好友的熱情接待，看到沙博理過得幸福，便打消顧慮回到美國。這一年，沙博理加入中國籍。1971年，沙博理回美國看望母親，也頗費周折。在中國的時間相當在美國的兩倍，沙博理的生活已經完全中國化了。南方都市報：到了中國以后，你和美國家里聯系多嗎？沙博理：我爸爸去世了，我還有一個老媽。我們可以通信，也可以打電話，至少保持著這種聯系。我也跟她談了工作、生活都不錯。她半信不信。1963年，她偷偷地來中國看我。很費周折，先取道日本，再轉到香港，然后到深圳。我們夫妻去深圳接她，就在那個羅湖橋上，她站在那頭，我們站在這頭，這個場面我至今都記得。后來我們把她帶到家里住，把床給她睡，我們睡地板，那時候我跟鳳子的女兒已經有十來歲了。我媽媽一來，同志們、朋友們都熱情得不得了，請她吃飯，陪她聊天，我們單位還組織安排帶她出去旅行，蘇州、杭州都去了。那樣以后她心里就放心了，知道我在這里確實很快樂，就不堅持要我回美國了。南方都市報：她大概住了多長時間？沙博理：大概住了有一個月，我們也留她多住些日子，但她一個老太太，對我放心了，又牽掛著美國那邊的親人朋友，所以住了一個月就走了。南方都市報：你在美國還有沒有兄弟姐妹？沙博理：就一個妹妹，比我小七歲。南方都市報：你母親不跟妹妹一起住嗎？沙博理：美國人獨立性很強。我母親七八十歲了，我妹妹幾乎是求我母親跟她一起住了，但她不肯，就是堅持要一個人住。不過她住的地方離妹妹家也不遠，還是可以經常照顧到她。我回去探親的時候問我媽：“你干嗎不住妹妹家啊？”她說，我住妹妹家里要考慮的事情太多，比如想著你妹夫要上班，就要早點吃飯。不像自己在家，什么都不用考慮，隨便穿什么衣服，想什么時候吃飯就什么時候吃飯。況且這里還有其他老太太作伴，也不寂寞。我聽了，覺得也有道理。南方都市報：那時候有沒有就想著要回美國去看看？沙博理：我1963年入的中國國籍，擁有了中國的護照。按照我們國家的法律，我去美國探親是一點限制都沒有的，什么時候去美國都可以，沒去的原因是因為害怕回不來。因為當時美國國內還有些勢力在反華，我回去了是作為中國公民去美國的。難保他們不借口說我是什么中國來的特務扣住我，我怕牽扯到國際的問題，就放棄了。南方都市報：1963年加入中國國籍，你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沙博理：其實很多年前就在想了。那個年代忙得不得了，忙著運動，忙著打仗，抗美援朝，還有這個運動，那個運動，再加上美國特務的嫌疑，根本沒時間去考慮國籍的事情。后來我媽來了，看我們都挺好，不反對我在中國了。當然我不完全是因為這個問題，可j是有這么一個理由，我自己下了決心，這輩子就在中國，不回美國了。后來我就申請了，也給批了。南方都市報：你回國去看你母親也是等到中美關系好轉以后？沙博理：那當然。在中美建立了外交關系以后。南方都市報：那時候還要取道加拿大才能到美國？沙博理：有一次，我單位一個同事看報紙，說著名科學家楊振寧先生已經入了美國國籍，他回國來看他老母親。同事就跟我說，你看人家入了美國國籍的能回來看自己的老母親，你入了中國國籍的怎么就不能回美國去看你的老母親？(笑)這話有道理啊。那個時候中美還沒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但政治空氣明顯好轉了。我拿著中國護照，但還需要一個美國簽證。我就想好了，先到加拿大去，渥太華離紐約不遠，我可以到那兒等著我媽，他們可以開個車過來看我幾個鐘頭。到了駐加拿大的美國大使館，我就拿我的護照跟他們要一個簽證，說要去紐約看我媽。(大笑)那個辦事員就慌了，他還沒遇到過一個拿中國護照的美國人要到美國去探親的，他說他沒這權力，然后就電話電報來來回回地去問。到最后他不能不給我了，因為正好那個時候中美建交了。但也沒馬上辦下來，那個時候我心里還是沒底，我在那兒等了一個禮拜，只好讓我媽先來加拿大，過了兩三天她才回去，她回去以后，我才拿到了美國簽證，這才去了美國。南方都市報：那是第一次回去探親？沙博理：1971年是第一次。南方都市報：1979年，你帶了鳳子去美國。沙博理：那我已經是第四次去了，她是第一次。我1971年、1974年、1977年都去過美國。那個時候國務院規定我是外國專家待遇，可以兩年去一次，路費都由國家出。這個說起來我都不好意思，我是中國公民，但我的待遇還是按外國專家算的。外國專家來華建設，可以兩年回一趟家，我也享受這個待遇。南方都市報：每次都是住一段時間就回來？沙博理：我是離休干部，探親不受限制，想留多久就久。但是，美國社會發生了變化，我也發生了變化，我跟以前的老朋友老同學都談不到一塊。而且，我對中國的感情和興趣更多。剛過去的時候還有點意思，可兩個星期下來，我就煩了，就提前回來了。南方都市報：你是1983年離休的？沙博理：是的。1983年離休后就開始當政協委員。南方都市報：你當政協委員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呢？沙博理：這個主要是組織上分配的，政協分了好多組，大家各司其職。我被分到新聞出版組，現在還在那兒。我們雖然沒權，但影響很大的。我們討論國家大事，反映我們的看法。有時候為了反映情況，我們還要下基層去實地了解。政協領導每年都要安排去全國各地視察，做調查研究，我們自己也可以申請去。二十多年最少去了十七八個地方，全國東南西北都有。南方都市報：離休之后也沒停止工作？沙博理：是的，我寫書，也搞翻譯。我寫的《我的中國》最近還再版。我還翻譯了《我的父親鄧小平》，是鄧楠主動來找。另外還有些外事活動。南方都市報：中國的生活方式你習慣嗎？沙博理：在中國當然跟我老家不一樣，中國這邊電器很少。但我這人沒什么特別要求，只要房子干凈安靜，朋友有空來坐坐，我就很滿意了。南方都市報：你在中國住了快60年了，比在美國還多了一倍，見證了中國60年來的變化。作為一個從小接受美國教育的人而言，你怎么看中國這些年的變化？沙博理：我覺得很了不起。1947年我來上海，那時候的中國我也看過，那時候那么窮，那么落后。一年年過去，到現在這么一個水平，已經很了不起了，這在世界上沒有了。雖然毛病缺點不少，但總的來說，很佩服了。Unitrans世聯翻譯公司在您身邊,離您近的翻譯公司,心貼心的專業服務,專業的全球語言翻譯與信息解決方案供應商,專業翻譯機構品牌。無論在本地,國內還是海外,我們的專業、星級體貼服務，為您的事業加速！世聯翻譯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國際交往城市設有翻譯基地，業務覆蓋全國城市。每天有近百萬字節的信息和貿易通過世聯走向全球！積累了大量政商用戶數據，翻譯人才庫數據，多語種語料庫大數據。世聯品牌和服務品質已得到政務防務和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大中型企業等近萬用戶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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